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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一个普通人历史里的时代——一份50年前的入党志愿书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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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要他（她）能活到一定岁数，都有自己的历史。
当然，有愿意说和不愿意说的，也有会说的和不会说的，到了一定级别的大人物有写回忆录的权利，甚至还配备专人来操刀。
有钱的阔老只要高兴，就会有历史学家上门服务，写出板砖般大小的传记来。
小人物自然也可以在自家的门里门外吹吹自己，也可以算是一种发表，只要吹者有了一把年纪，只要有人乐意听。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小人物自述历史最繁盛的时代，那时候无论城乡，到处都有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上台讲述自己悲惨的家史，可惜的是这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历史”
的活动，组织得过于严整，以至于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个模式，听多了印象反而淡了。
除了在自己门前的发表，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历史，一般是不可能公布的，显然老百姓自己也不奢望公布，即使是那些能写的读书人，真正期望在成文史上留下自己经历的人也并不多见，除非他（她）碰巧干了件大事，又碰巧被人记录了下来。
所以，一般很少有人费心写自己的历史，即使他能写，对自己的历史也不乏敝帚自珍的感觉，越到老年，越是热衷于跟人唠叨，但是他们都知道，想要发表，即使发表了想要有人看，确实难。
不过，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不少人写过自己的历史，只是他们自己没有保存，更没有人替他们公布。
远的不说，就说1949年以来，有过多少人入党写过自传，又有多少人在挨批判的时候写过自传性的“交待”
，我敢说，出于对组织的忠诚和信任甚至还有恐惧，这些普通人写的自己的历史，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改革开放前是如此。
这些真实的自述史，现在基本上还在各级各色组织机构的档案部门睡大觉，非经特许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一天能将这些东西公布开来，别的不说，共和国的社会史研究就将有长足的进步）。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和成分的多元化，原来铁板一块的组织人事档案也出现了局部的混乱，有些人的档案居然会流散出来，化为商人牟利的商品，我就在北京的潘家园旧书市场淘到过一套某人1950年的入党志愿书和他的自传。
传主叫毛培基，时为协和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协和在解放前是西医界金字塔的塔尖，凡是老协和毕业的，都有最好的就业前景。
所以，传主于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虽然已经在北大就业，但依然花力气考入这个“中国最完美的保险箱（传主语）”
。
跟许多那个时候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一样，毛培基拥有一个在解放后提不起来的家庭背景。
祖父在日伪时代，由于跟著名的大汉奸王克敏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曾出任华北伪政权的统税副长和国库局长，父亲的情况稍好，属于技术人员，但也在日伪的“国营”
公司混过事。
有这样的父祖，就是在国民党的天下里，也难免叫人丧气，更何况已经进入了新中国。
然而，作为已经入了团，并且积极要求入党的他，却多少跟家庭有点“划不清界线”
，认为他的祖父“其生活比较严肃，对当时官场一些不良现象，感觉不满。”
虽然在后来的行文中对这种认识进行了自我批判，“祖父是很正直的清官”
的这种感觉，并没有真正消失。
他对国民党逮捕惩治其祖父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些“执法者（指国民党）本身就是贪官污吏”
和“很严重的汉奸”
，换言之，这些人还不如他的祖父。
显然，他的这种认识在新中国看来是要不得的，类似的话因此被审阅者划上记号还打上问号，不过，这种认识虽然不乏传主的私怨，可是，却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在当时也许不止一个人感觉到光复后的国民党政权办事竟然没有日伪政权有规矩，像毛培基这样一直偷听国民党电台，“偶尔听见，譬如‘……蒋委员长……’就会兴奋得跳起来”
的青年，在抗战胜利前曾经有过很多很多，即使没有像毛培基那样，在因祖父入狱不得不跟国民党执法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饱尝贪官污吏的勒索，也很快就丧失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
以“五子登科”
闻名的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恢复统治的行为，固然“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
，但将战时的管制体制以及相应的腐败行为顺延到原来的沦陷区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不太讲究规矩（或者说法制）的统治行为，不仅使一大批原本对国民党抱有希望的市民和知识分子迅速地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而且导致他们不再相信国民党的任何官方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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