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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村的教育发展得虽然有点像大跃进，但毕竟使农民的孩子有了空前绝后的入学率。
赤脚医生虽说水平不高，但毕竟让农民有了医药，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场运动，农村的干部们大多噤若寒蝉，像《林村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连吃饭都不敢比别人多吃一口的虽然也不多，但作威作福的毕竟少多了。
前段时间，某位海归学人写高家村的故事，由于说了几句“文革”
时期高家村还不错之类的话，曾经引来一片讨伐声。
依我看，这里，主要是因为城乡感觉的差异造成的误会，乡下人革命性包括革命跟进性减退，也要负点责任，闹不起来，破坏就少，那点实惠的事情就都露在外面了。
当然，乡下的“**”
感觉不那么惨，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乡下就不惨，恰恰相反，是因为那里惨透了，连二两油都榨不出来，所以才闹得不凶。
当时农村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老实巴交的干部）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穷一点的地方，吃盐都要靠老太太的鸡屁股银行，就这样还要学大寨，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算磨洋工也得在日头底下晒着），自带干粮无偿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能给后人造了些福，但在当时确是地道的苛政）。
革命热火劲过去了，革命先锋没用了，城里安置不下那么多学生了，就统统打发到乡下，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还不是跟农民争饭吃。
说到底，像“文革”
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想要动起来必须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当年义和团起来的时候还有人供应大饼呢，而“文革”
时期的农村，连大饼都没有，所以红卫兵在农村也就起不来，只好进城。
也许，大家都在等有了家底了再折腾。
其实，革命对于农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营造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活的氛围，越是接近农村的权力结构，这种氛围就越是浓烈，这是一种如《林村的故事》所讲述的村人相互仇视和防嫌的氛围。
并没有哪个领袖喜欢这种氛围，然而没有这种氛围，革命就无法顺利进行。
在这种氛围里，亲情、乡谊和乡里道义被一次次碾碎，日常伦理被践踏。
人分左中右，等于三六九等，那些被定为高成分的人，永久地被打入另册，只要有一点运动或者革命的压力，周围的人就会自觉地以攻击他们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人们相互的告讦从针对另册人物始，很快就传染开来，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运动的主导者，无一例外地会将这种告讦视为“革命性”
，如果这算是革命性的话，农民的革命性是在不断地增强的。
没有运动，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然而一进入运动状态，人人就立马变了模样，手可以打人，嘴可以吃人。
在《林村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会由于一首诗而被告发，一个农民怎样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进了监狱。
村里的权力斗争，可以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有巫术暗算，也有致人死命的伤害，因此而丧命的人，只因为出身不好，就死了白死，没人过问。
我们说，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丝毫的地域特殊性，在任何地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出一堆。
运动，就意味着人整人。
问题是，在经过多次的运动以后，即使不再有运动了，氛围却会留传下来，继续毒害着人们的生活。
经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文革”
结束，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绝大多数农民伴随着对大包干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告别上个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曾经人手N套的《毛泽东选集》和小红书，以及每人一把都不止的毛泽东像章，迅速地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居然进了古旧市场，成为人们收藏的“文物”
。
然而，曾几何时，告别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就开始怀旧了。
像《林村的故事》里那个将海外来的黄教授当成毛泽东派来的救苦人的老妇人固然不多，但怀念毛泽东的农民却并不在少数，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革”
的人也大有人在。
尽管革命也许有鸦片一样的成瘾性，但我相信绝对多数渴望“革命”
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回到过去，只是对现实不满乃至愤怒罢了。
靠近厦门特区的林村，由于得风气之先，走出了三农的困境，那里的人们，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民了，然而，更多的中国农民没林村人那么幸运，他们不仅在国家的加速现代化过程中，再一次成为供在资本祭坛上的牺牲品，而且饱受着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特殊的“革命性”
的折磨，人们被害，也害人，村庄里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而权杖的挥舞也愈见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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