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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桃花源”
的解读——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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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是个谜。
自从这个河南腹地的小村庄出名以来，它的存在就困扰着学界和舆论界。
誉者多，毁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显红色的面目，遮蔽其经济活动的轨迹，故而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
好在，这个世界不乏喜欢刨根问底之辈，项继权先生的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书的问世，使得南街村谜团的谜底，已经初露端倪。
项先生为我们解剖了三个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别位于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惹眼的是南街村。
其实，像南街村这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之后，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传导向的双重鼓励；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全国范围农村的集体经济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甚至像苏南这样早在改革前就已经红火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也趋向没落。
南街村的典型难以推广，这无疑是令某些理论家难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南街村实际上是一种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其中“能人”
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个中的“能人”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能力，二是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三是必须具有对集体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样的能人机缘凑巧又能处于某个村庄集体的领导位置上，否则，这种“再集体化”
的辉煌就难以出现。
当然，仅仅点出南街村现象的“能人政治”
本质，显然不足以揭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再集体化”
现象的全部内涵。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走出人民公社体制的中国农民，在国家日趋于和世界接轨的背景下，面对正在发育且极不规范的市场，亲历迅速膨胀且又对农民深沟高垒的城市化，自身有着太多的组织化需求和对集体经济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话，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农民会拒绝集体的帮助以熬过市场的风浪。
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小农私有制，“集体经济”
往往以族产、社产等名义广泛存在，不管其经营的效益如何，对于所在的农村社区和农户都切实有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公产的存在，是农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
不仅农民对“集体经济”
有需要，而且对于宗族乡社等社会组织，特别是处于这些组织顶端的“能人”
，也有强烈的依赖。
越是在动**和变数不定的时代，人们对组织以及能人的依赖就越强。
只要能人能给农民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意愿，将支配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
古代中国有过“坞壁”
，近代中国有过“土围子”
。
现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尽管可能家家都有进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电冰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的现代化，农民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其实更希冀依靠能人和组织渡过转型期的风险。
只是，过去的乡社组织连同农村的自组织机制，一同被长期的动员型的体制摧毁了，乡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领导经济活动的领袖素质，时代和机缘都没有给农民以再组织起来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他们更多地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趋向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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