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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提到过，他12岁的时候从私塾转新学堂，插班读小学六年级。
入学之后，他这个已经能将《史记》的《项羽本纪》背得烂熟的学生，却要跟学堂的同学一起大念特念课文“早晨和雄鸡”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弄得他胃口直倒。
看来，从一开始，新式教育的语文教学，就有效率上的问题。
当年一哄就抹掉了文言文和旧诗词，将之贬成“妖孽”
和“谬种”
，虽说畅快淋漓，但未免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宝宝也扔了出去，忽视了汉语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30年代的时候，陈寅恪先生曾经提议大学语文考试用对句代替作文，很是遭到一些新派人士的讥讽，但今天看来其实不无道理的。
平江的私塾教育，其实已经很难像古代那样，靠背古书一步步打基础，而代之以比较实用的方法，在熟悉文言文名篇的基础上教对句和熟悉礼仪，结果效果良好——事实上，如果不好，在环境的压力下私塾本身就会消亡。
当然，平江私塾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止语文教学这一点。
放得更远一点，我感觉不仅当年我们新文化的先驱们对新旧文化和教育的转换认识过于简单，可以说，中等于旧，西等于新的等式，在今天依然存在于我们大多数学人中间。
眼前正火的素质教育改革，语文教学众矢猬集，然而却没有人提到私塾教育，或者说传统教育是否能给我们某种借鉴。
实际上，平江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是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的。
过去的旧教育，看来并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附庸，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从农民方面讲，讲理与讲礼，是农民抵抗政治的不合理作为的一道防线，即使在今天，在讲求诗礼的平江农村，某些被我们不耻的旧道德也很有市场，而农民的诗书画协会之所以能形成某种隐形的舆论压力，跟此地有“讲理”
的氛围，而农民也善于“讲理”
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在古代，“礼”
本身就蕴涵了“理”
。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过于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度，任何人想要抛弃传统，事实上都是很难的，每每大力抛掷的结果是传统中像样的东西没有了，但那些最恶心的东西却留了下来，在你的行为举止中不时显现，或者以某种先进和时髦的形式再现，当人们得意于其时髦和先进时，却偏偏露出恶俗的尾巴，令你当众出乖露丑。
所以，即使在学人们已经纷纷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对传统的思考依然是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
现在，传统的风俗礼仪又在大规模地复兴，连多年被批倒批臭的迷信做法也袍笏登场，党员干部厕身其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然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却呈现离析的状态，农民日益原子化，道德氛围变得越来越淡，原本对地缘和血缘极度依赖的农民，居然可以坦然地“杀熟”
，甚至坑自己的亲人。
我们的农村，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因我们国家高速度的现代化发展而进入现代的门槛，但传统习俗的内核，诗礼的精神乃至形式却基本丧失了。
热热闹闹的婚丧嫁娶，只剩下了一个恶俗的空壳，人们在行礼如仪的时候，只在意那些对自己福祸相关的禁忌，而对礼仪的内涵毫无所知。
我们替农民抛弃了传统，粉碎了古老的乡社结构，甚至扫**了农民的宗族组织，将他们圈进了一个半军事化的集体化空间。
当这个空间和相应的革命话语失效时，农民离传统已经太远了，他们想要找回过去风习，但只抓到了几分皮毛，既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又难以找回本属于自己的传统话语。
传统的士子已经没有了，传承昔日风习的文化内核也没有了。
我想，在国家还没有将所有农村的人们变成欧美式的公民之前，拥有私塾的平江农村是有幸的。
（2002年10月10日初稿，同年10月20日改定。
在此，再一次感谢陪我私访的彭以达老人，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平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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