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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规定，如果考上了不去上，以后就不许再考了，从情势上，也逼得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
硬着头皮学，成绩就好不了。
幸好不久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虽然每次课都留几十道作业，但其实只要做其中的一两道题，本节所学的内容也就掌握了。
好在，那个时代，会舞文弄墨的人，走到哪里都占便宜。
由于我经常出板报，而且还给学校宣传队写东西，老师不知怎地，都会高看我一眼，别人作业不做完，是要扣平时作业分的，我就没事。
英语课，不管是平时的小考，还是期末的大考，老师都放我一马，单词错误，不扣分。
英语等于没学过。
害得我后来要考研的时候，补习班的老师，每次上课都很鄙视地看着我。
逼得我奋发图强，加倍玩命，最后竟然考上了，吓了他好大一跳。
总之，当年的我很幸运，上课投机取巧，每门课都能混过去，有的时候，成绩还不赖。
而跟我同样混的北京知青，很快就退学了，课挂得太多。
在别人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我还能抽出点时间看看小说，看点其他感兴趣的书。
一部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就是那时候看完的，还记了一大本的笔记——就是把里面我感觉好玩的内容，用白话写下来。
临毕业前一年，上头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要求大学生学近代史，而且要学生自己讲。
我们那个学校虽然也有个文科系，农业经济专业，但论起来，还就是我这个在中学就读过范文澜通史以及近代史的人，知道的多些。
较量的结果，学校宣传部选了我这个农机专业的人在全校各个系宣讲近代史。
稀里糊涂讲了一轮之后，就该毕业了。
其实，当时我的口才很可疑，发挥时好时坏，有领导听课的时候，肯定一塌糊涂，磕磕巴巴，没有领导在，则一定超常发挥，讲得眉飞色舞，听众反应也不错。
大学四年，很少有人想到毕业会怎样，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改革后的大学生，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学校不怎么样，毕业出路肯定也坏不了。
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如此，一提到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不捧杀不罢休。
但是，临到毕业时，困扰就来了。
各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出路很糟，绝大多数人，是要下基层的。
当年我们系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一小部分来自农场，还有一些则来自小城市和县城。
严格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乐意去农场做技术员的，即使是农村来的同学也十二分不乐意。
让他们干这个，虽然名曰技术人员，但户口依旧是农村的，而且当时的农场大多都在边境，还有边防证，出来进去都不方便。
这样的分配，对于多数非农场出身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对于我而言，虽然来自农场，但也不大想回去，当初参加高考，就是想脱离农场，现在回去，不等于蚂蚁搬家，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当时毕业，基本上按成绩分配，我的成绩在全系排在中上等，以这样的成绩，最大可能是去一个农机学校教书，如果不想去，那就只能下农场做农机技术员了。
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跟那一堆堆的铁块块打交道，都离不开农场，真是想起来就烦。
幸亏，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留校教党史。
也不知是我上党史课（当年的三门政治课之一）的时候，太喜欢发言了，经常把老师的气势都压下去了，还是我讲近代史的时候，触动了谁的神经。
反正，我们学校的马列教研室已经发话，要求留我了。
为此，他们还把我读《资治通鉴》的笔记找去，研究了半晌。
在我还差半年毕业，正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他们就要求把我留下，提前毕业。
可是，当年的党史课，属于政治课。
在我毕业的时候，政治是种臭大街的买卖，经过了三十年过度政治化的历史，中国人集体患了政治讨厌症，如果谁要是教政治，讲政治，在亲朋好友中都抬不起头来。
我虽然在党史课上比较活跃，那是因为当时老师讲的偏于历史，而恰巧我肚子里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多，其实心里一样讨厌政治，不喜欢沾政治的边。
不仅如此，我所在的农机系老师，几乎个个都讨厌政治，对政治课的老师没有好感。
开始的时候，马列教研室跟系里交涉，一下子就被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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