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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分公检法，破案断狱，都是县太爷包了。
虽有专业人员，刑名师爷，刑房书吏加捕快，但侦讯的手段毕竟有限，所有的现代检测手段一点都没有，甚至连人体结构，都不甚了了。
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案子，都得要口供，没有口供，案子就结不了。
因此，审讯时，法律上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刑讯的。
也就是说，给疑犯上刑，打板子，上夹棍都可以，女嫌疑犯，扒下裤子打屁屁不雅，则用拶子夹手指。
但是，刑讯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把疑犯打死了，人还没招，事情就麻烦了，最轻，负责官员也得受处分，重了，则丢了乌纱帽。
由于上刑不能往死了打，所以，那些特别能熬刑的“滑贼”
，就可以通过熬，而最终逃避惩罚。
嘉庆时代简州县令的作诗审讯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如此煞费苦心，大费周章，就是要一个口供，好结案。
但是，重口供的结案习惯，弊病也是明显的。
真正的元凶，滑贼能熬过刑，逃避惩罚，而被弄错冤枉的人，则往往熬不过刑，三木之下，轻易招供。
两下里都容易出错案。
但是，这样一种审讯方式，经过戏剧的渲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经过清末新政和民国的司法改革，堂上刑讯打板子问口供的做派已经被革掉了，但老百姓还是喜欢这一套。
在民国时期，好像地方官和地方军阀，也喜欢玩这一套。
甚至穿上莽龙袍，足蹬皂靴，装扮成包公审案子。
当然，时至今日，刑侦技术已经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疑犯的口供，按道理已经不能作为结案的证据。
但是，重视口供的积习，却依旧存在。
好多演警匪的电视剧，破案的标志就是疑犯“撂了”
，即招供了。
而很多现实中的重案，人命案，最后定案，居然依据的主要就是疑犯的口供。
而这口供，多半是三木之下的产物。
即使不上刑，连续几天不让人睡觉，要什么也会有什么。
不用说，只要主管刑讯的人，在潜意识里对口供如此看重，好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冤案与错案就免不了。
我们的传统很重，也很沉，有时候落在一个人身上，往往沉得要命。
“大话西游”
式的刑讯，笑话只当笑话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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