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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里社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规矩，已经扩大到整个社区。
熟人社会，做好事的好处，显而易见，反过来做，也显而易见。
至于揭发别人，熟人社会里都沾亲带故，碰了谁，都得罪一堆人，没人能付得起这个成本。
所以，公德的遵守，背后有硬性的约束。
但是，一旦出了熟人圈子，硬性约束不复存在，“公德”
就很难保证了。
逸出乡里社会的游民，从另一个侧面看，就是市民，或者候补市民。
在古代社会，人们对于市民的道德，往往不敢恭维。
提起坑蒙拐骗之事，似乎都是若辈所为。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
即赶车拉车的、船夫、店小二、脚夫、经纪人和中间人，都是坏人。
其实这个队伍里，还有衙役，过去一个县城，编制内的衙役固然不多，但跟着起哄的帮役和白役，往往数以百计。
脱离了本乡本土，离开了熟人，难免会放肆一下。
一旦放肆，给人的印象就不好了。
曾国藩操练湘军，城里人一个不要，专找乡间最老实的农民。
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袁世凯小站时代，他编练新建陆军，也是非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收。
其实，脱离了乡土，外出做官的人，也是脱离熟人社会之辈。
在外混官场，除了同门，同乡，同衙门这样的关系圈之外，大抵上也处在陌生人的世界。
道德的外在硬约束，也不是很强。
所以，正因为如此，皇帝鼓励告讦的权术，在他们中间才能如此奏效。
当然，市民社会的状况，也未必当时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坏。
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组织的，这些组织，往往复制乡里的亲缘和地缘结构，正当的，如果各种行会，不仅各业商人有，连掏粪的，要饭的都有。
不正当的，有各种帮会。
在自己的组织里，人们大体还是能守规矩的。
但越出组织之外，公益也好，公德也罢，就难以保障了。
这时，就得有超越各种组织的大人物出来张罗。
没人张罗，公共事务，就一塌糊涂。
有的地方，城里的路就是有人修，排水的沟渠有人挖，到时候人们照样该毁就毁。
干非法勾当的人，城里明显比乡下多。
比如明清时节的北京城，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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