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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教育部又事实上不可能，在无奈之际，只好自己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的结果，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跟目前高校的现状反着来，揭诸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旗。
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办一所规模不大的高水平大学。
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任上就令教育部头痛的朱清时院士被请出山，使得南方科技大学这种反体制的改革，变得特别的高调。
也许，深圳方面从一开始就有通过高调改革的动作，引起媒体的关注，从而借助舆论的压力打破教育部禁锢的动机。
中国的教育为何难以改革？不是所谓计划经济的堡垒，也不是观念的陈旧。
实际上，教育行政当局和大学的从业者，几乎个个都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也都知道什么样的大学是好大学，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
道理很简单，现在的教育，对于主导者而言，在利益上最为有利。
这样高度官僚化的大学，对于身在其中的官僚而言，实在是舒服极了，不仅可以拿到大笔的好处，而且还有莫大的精神享受。
正如若干副部级大学的校长说的那样，有这样的级别，出门才可以坐头等舱，出入贵宾室，到了政府部门，才有高规格的接待。
所以，指望教育系统的自我改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大公无私到剥下自己的皮为他人做裘皮大衣。
改革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体制外的参与，倒逼教育体系。
显然，这样的倒逼，如果循规蹈矩，按照现行的教育法规走，一点不出格，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就像当年小岗村大包干一样，如果遵纪守法，根本就没有可能。
事实上，小岗村人是冒着坐牢的风险的，因此才有几十人按手印的生死状。
显然，南科大的破冰，也只能做打破规矩的先行者，不坏规矩，就没法起步。
简单地说，南科大的改革，有这样几重意义。
第一，做了高考改革的尝试。
中国的高考，要想从准科举的窠臼中冲出来，只有走高校自主招生的道路。
南科大的招生，虽然方法上还有待完善，但毕竟是一场高校完全自主的招生。
虽然只招了四十五个学生，但只要这种形式能够稳定下来，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就具有革命的意义。
第二，南科大去官化的改革，对于高校回归教育本位，学术本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多少年来，中国的大学一直就是一个行政单位，行政级别决定着大学的地位。
大学的校长是官僚而不是教育家，大学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地位往往比大学教授还高，在大学里，往往是教学单位听命于行政部门，而不是相反。
南科大如果能坚持初衷，始终不要行政级别，用教学主导大学，将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朱清时自己的去官化实践表明，一个大学校长，没有了行政级别，没有规定的头等舱可坐，其实照样可以活，而且活得很好，会赢得更多的人的尊重。
大学的校长，其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决定的，而是个人和所在学校的声望。
第三，南科大成立校理事会，也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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