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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
如果说新政的改革，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形成欲壑难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说一点没有。
但新政到1911年，满打满算，不足九年，开民智的效果，还不明显。
西方的观念，即使在比较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只是有限的流行。
士绅们比较急切的改革呼声，无非是赶快立宪。
他们连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钦定宪法大纲，都没有进一步修改的欲望。
在武昌起义之前，立宪和革命，一直是在两个轨道上行走。
如果不是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肆无忌惮地收权得罪了人，主张立宪的人，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虽然报纸上时常可见文人们对新政的讥讽，披露新政出的诸如食洋不化的笑话。
但总体上，新政的面貌给人印象还是不错的。
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给北京带来了新的面貌。
“北京有了碎石子铺的马路，有极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马车，有外国式的住房，有电话和电灯，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
而且，新办的警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莫理循称赞道：“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
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
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
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出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处。
那个兵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由一名德国军官从那里营救出去。”
得到同样印象的还有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医，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间，奉天一片阳光，鸦片在禁绝，学校在兴办，几位总督都挤出钱来支持他开办医院。
雨天泥泞不堪，旱天尘土飞扬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样），现在铺上了碎石子路。
街上开始出现了路灯，几年后，路灯变成了电灯。
随着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现了数百辆黄包车，俄式无盖四轮马车已经非常普遍，官员们出行则乘坐国外封闭的四轮马车。”
警察也来了，“小小的蓝色岗亭出现在街角”
，警察开始指挥交通。
奉天甚至组建了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城市卫生方面的法律。
不仅城市有了新面貌，开展了地方自治的乡村，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都不能否认，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时期是社会秩序最好的一段。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说明问题。
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
从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业9家，资本599280元。
1904年，企业23家，资本5222970元，1905年，企业54家，资本14813391元，1906年，企业64家，资本21278449元，1907年，企业50家，资本14573047元，1908年，企业52家，资本22527338元。
1909年，企业29家，资本9947254元，1910年，企业25家，资本4944740元，1911年，企业14家，资本2290500元。
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
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应该说，在支付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
但是，在1903年国家岁入一亿的基础上，1908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2.6321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0.3801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3.0122亿。
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
1911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296961909两，岁出381357175两，赤字8439526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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