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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废科举，才跟兴学堂相对应。
事实上，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是面对社会的，目的是给社会输送各类的人才。
而科举考试，则是面对官场的，为官场选拔人才。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科举和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保留科举，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种种荣誉和特权，仅仅作为选官之用。
而同时废旧学，兴新学。
但是，当时的改革，却把这两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不用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会导致民间私学的动**，私学市场萎缩，一些不发达地区以教书为业的人，生计会出现问题。
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秀才上街抗议游行的现象。
这一时期，山西个别地区打先生，烧学堂的风波，多少跟废科举有点关系。
传统的士绅金字塔结构，也会因此而出现麻烦，新学堂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或者留学生，到底要摆放在哪个位置，有点混乱。
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导致大批的士子失业，没有奔头。
当时学堂一兴，大批的士子都奔学堂去了。
当时传说是小学相当于秀才，中学相当于举人，大学相当于进士。
当年考一个秀才相当难，但进个小学却容易得多，进中学，难度也不太大。
各地都在兴办学堂，名额比当初的秀才的学额，不知多了多少倍。
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把学堂当便宜科举看的，蜂拥而至，可以理解。
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夜，这些学堂学生多数还没毕业，出路问题，并不严重。
同时，由于改革，新事业也在出现。
1905年之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峰，报馆也在纷纷兴办，比起从前，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多了起来。
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
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
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
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
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
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
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谘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
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
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
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商会、学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谘议局和资政院了。
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
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
即使1908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三年。
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
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的高。
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士官和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
的确，军事的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
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由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或者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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