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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
这些热衷新政的地方乡绅和绅士的另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开展西化事业的共谋，学堂办得越多，新军练得越多，革命党也就越多渗入的机会。
梁启超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
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清王朝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
，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却也不问“是非”
，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
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能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
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个学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
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大胆妄为”
到了连一丁点起码的政治上的顾虑都没有了。
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这个事业从来都是神圣而清正的，区区大兵敢到学堂骚扰，首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
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一个武职的芝麻官胆敢如此放肆，真是斯文扫地，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陪情不可。
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是历来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的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了事。
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
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
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为了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的话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会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清朝政府的安危漠不关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在地方的利益和面子，如果有叛乱的话，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
这种现象，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
和“叛民”
，而且连官绅也不再为朝廷尽心尽力了。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朝廷倒行逆施，大肆收权的时候，人们的反叛心才会陡然升起，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
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
，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的蟊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
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
然而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他们的利益不是可以被忽视，而是恰恰要逐渐满足，如果不满足，连要求立宪都搪塞，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就消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
从紫金县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这个僻地小县最“牛气”
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于捆起了“执行公务”
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
个中的“理直气壮”
，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
凡是代表潮流的东西，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其实，这个钟荣山一点都不革命，甚至不同情革命，后来革命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反动派，但是并不耽误他在革命前包庇一个革命党嫌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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