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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
这些热衷新政的地方乡绅和绅士的另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开展西化事业的共谋,学堂办得越多,新军练得越多,革命党也就越多渗入的机会。
梁启超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
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清王朝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
,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却也不问“是非”
,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
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能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
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个学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
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大胆妄为”
到了连一丁点起码的政治上的顾虑都没有了。
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这个事业从来都是神圣而清正的,区区大兵敢到学堂骚扰,首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
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一个武职的芝麻官胆敢如此放肆,真是斯文扫地,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陪情不可。
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是历来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的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了事。
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
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
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为了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的话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会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清朝政府的安危漠不关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在地方的利益和面子,如果有叛乱的话,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
这种现象,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
和“叛民”
,而且连官绅也不再为朝廷尽心尽力了。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朝廷倒行逆施,大肆收权的时候,人们的反叛心才会陡然升起,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
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
,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的蟊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
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
然而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他们的利益不是可以被忽视,而是恰恰要逐渐满足,如果不满足,连要求立宪都搪塞,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就消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
从紫金县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这个僻地小县最“牛气”
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于捆起了“执行公务”
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
个中的“理直气壮”
,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
凡是代表潮流的东西,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其实,这个钟荣山一点都不革命,甚至不同情革命,后来革命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反动派,但是并不耽误他在革命前包庇一个革命党嫌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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