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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西太后讲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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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
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
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
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
，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儿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
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
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
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
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
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地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一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密探，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砍了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得让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
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
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
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
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
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
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
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
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
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
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
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
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
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
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
专家。
【赞成和局】
日人无礼扰我中土，幸有李傅相大度包容，重申和议，乃犹多方要挟赔费而外，兼索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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