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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天窗与记者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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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前有一个报纸叫《大江报》。
这个报纸当时很有锐气，揭露地方官的文章非常犀利，指名道姓的，而且他们还公然鼓吹革命。
这样做当时也不是没有事，他们报纸也被关过，那两个主笔也被抓过，严格地说是他们俩自己去的。
官方贴出一个查封条，这两人非要到官厅去，在法庭上非常牛，不是法官怎么样声色俱厉，而是他们俩声色俱厉，把法官骂得抬不起头来。
当然，也有媒体不这么对着干，当时山西人在北京办很多报，也经常鼓吹革命。
山西的辛亥起义是最痛快的，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他们利用媒体搞出一个事件，就把1910年山西的丁保全搞掉，然后换人。
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有报纸第一天就发出一张报道起义消息的号外。
警察说这样不行，你鼓吹起义，以后不能报。
于是第二天该报纸又来开一个天窗，整个一版都空着，后面来一行小字：“本报获得武昌起义消息甚多，但是警察不让报”
，后来警察没有办法，只能让报。
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媒体参与的革命，在之前有过农民起义、造反，但基本上没有媒体参与。
辛亥革命的时候媒体已经起来了，革命党人办报，还有一些想发财的商人也办报。
但需强调的是，实际上辛亥革命，媒体人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力量，无论媒体当时是如何的强盛。
比如武昌起义时，各地都在搞各种各样的起义，基本消息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蔓延不是因媒体人而起的。
如果清王朝不犯错误，媒体人就没办法。
而媒体人能够这样做，包括革命党媒体人有的时候居然公开活动，关键还是清政府到了1911年的时候有新闻法，叫做报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报律来管理媒体，所以媒体人很嚣张。
但嚣张也没有用，撼动不了政府。
当时著名媒体人汪精卫认为喊没有用，就干脆上北京刺杀摄政王，结果没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当政这段时间，媒体的环境反而不好了。
同样在武汉，前面所提的《大江报》仅仅因为他们表达了对当时军政首脑的埋怨，就被查封了，而且军阀很厉害，不但要查你，还要杀你的人。
媒体环境到了袁世凯死后才重新好起来，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
国民革命以后，媒体环境又大坏了，媒体只得频繁开天窗。
但在那个时候，不管是革命党媒体人，还是一般媒体人，都很穷，但记者普遍的都很牛。
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
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
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
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
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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