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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村图”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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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扫平太平天国的“功劳”
，李鸿章在短短十余年间由一个无足轻重的“词臣”
一跃成为清廷的柱石，清朝以后的历史与他从此有了无法分割的联系。
在日后的年月里，他坐得最久的位子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在这个位置上，李鸿章上干朝政下推洋务，干了很多大事，签了若干条约，练了一支当时远东第一号的北洋水师，随即又将它葬送了。
以至于后来的史学家，谈及这段历史就要将李某人痛詈不已，不过，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主持修订《畿辅通志》就马马虎虎算一件（至少史学家不该再骂）。
虽然出面编撰的是著名学者黄彭年，但李鸿章“领导”
之功亦不可没。
修订这个地方志，看起来上上下下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各州县要将自己所辖的每个村庄文、地理、社会等情况调查清楚，开列成册，并绘有各村地图，作为编撰《畿辅通志》的素材，这些素材有几份流传了下来，人称“村图”
。
村图上图文并茂，图上绘出“村”
的地理位置，离城的远近，周围的村庄与集市，还有树上房舍与田地，水井与庙宇；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与图相配的文字，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村”
里的人，以及把人编织在那个地理空间的社会制度网络。
在所有村图的说明中，关于村中“人”
的列项，大体上是这么几类：在籍官员、举贡生员、耆老、节孝、穷民、残废。
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是乡绅，在农村属于社会上层，而穷民和残废属于乡村中的弃民，居于社会最低层。
居于中间的耆老和节孝，一则老而有德，一则守节孝敬，都与道德有关，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阶层。
至于一般的农民，从没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农夫，一概榜上无名。
村图中对村人的这种排列，倒是有意无意像一种中国传统农村政治文化的说明。
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农民自然对这些人有仰视之感，而上头的政权在处理所有涉及乡村的政务时，也首先要顾及他们的意思。
不过这些人成为中心，主要并不是金多和地多，而是他们头上的功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们有文化，会念子曰诗云，能开笔作文。
宋朝的皇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有科举制度在，地位与金钱都可以通过有志于读书，确切地说是有志于科举考试换来。
不用说争得功名的举人秀才，就是进考场混过一回的人，就比没进过考场门的要牛气几分，可以穿长衫，自称生某某，在乡人眼里，他们就是比只在私塾里混不敢上场的人强不少，自然地位也要高些。
难怪有俗语道，“能进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挣口气”
。
一般说来，乡绅在乡里社会说话分量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在农民眼里，他们是知书达理的人，而所谓的知书达理，是因为他们明了正统儒家伦理的道理，因而拥有道德解释权和评价权。
乡里社会几乎所有“露脸”
的事都需要有他们的主持参与，至少，有了乡绅的参与，乡民的婚丧嫁娶就有了光彩；儒生不再仅仅是祭礼上的祭司，而且成了重大事件的主心骨，众人瞩目的焦点，排纷解难的仲裁人；就像过去丧礼上的牌位所有该写的都写好了仍然需要有人用朱笔“点主”
一样，乡绅的作用就是这么“一点”
，在笔意上虽然未必是画龙点睛，但在精神上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当然，乡绅几乎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功名本身就会为功名的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功名级别越高，带来的好处就越大，君不见，《儒林外史》中，范进进学（中秀才），换来了胡屠户的一串大肠，而中举则房子、土地并带仆人、老妈子一齐来也。
当“知识”
变成了金钱时，往往又会进一步催生功名，所谓的诗礼之家就这样出现了，虽然未必会传之百代，但在传统社会，毕竟上几代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后代考取功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乡绅在农村中的权力来源，首先和第一位的，不是经济实力，一个土财主不论有多少土地和元宝，都未必会换来乡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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