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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是定期举行的，但其原有的祭祀意义早已淡薄，人们赶庙会不过是借敬神的名义交易、交际和找乐。
集市是乡民生活网络中交叉的集合点，大一点的村庄都有集市，乡民或许一、三、五去那里，二、四、六上这里，有集时摩肩接踵，热热闹闹，集散则人去地空。
各村还有许多庙宇，真武庙、关帝庙、娘娘庙等等五花八门，绝大部分没有主持，如果有的话和尚道士往往混在一起，丝毫没有宗教上的界限。
木门店村的村图上，村东头，有座关帝庙，村西头有座娘娘庙，不过，关帝庙在村中街道的中轴线上，而娘娘庙则要偏一点，显示出乡民对它们各自“神格”
的看法。
【山西灾状】
山右奇灾，赤地千里，灾情之最重者，尤推丰镇萨拉齐一带：但见各村房屋多已拆毁，仅留土壁；有一村去一半者，有一村丢八成者，并有一村无一家者，凄凉景况，观之惨极。
人民逃者一分，死者一分，奄奄待毙者一分。
当查赈时，有一家卧炕不起者，有一家炕上一半已死者，有气息仅属不能出声者。
所食之物，以吃糠者为最上，其余皆吃榆皮、荞麦花、荞麦梗、油麦茎、苇把子，皆猪犬不食之物。
甚则搀和牛马粪食之，用滚水浇数次，研极细末，掺荞麦花，捏作饼子。
更有数处，竟吃人肉，有一家吃了小孩数个者；有一人吃了九个人肉，遂亦自死者。
路上死人，往往将肉剔尽，有骨无皮，可惨之甚。
沿途囚首垢面，东倒西歪，日有倒毙，为掩埋所不能尽。
其村庄居民，有面黑如墨者，有面红如火者，不知吃何物件，或云系吃人肉所致，不知确否。
庙会、集市以及各村的庙宇除了各自的社会功能之外，对于村政也有相当的意义，比较大的集市的管理人背后往往有强宗大户的支持，而官府也要通过他们实现税收，也可以说，他们是农村社会与官府连接的又一条管道。
庙会的背后常常有各种“香会”
的背景，香会是一种民间非政治性组织，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发挥一定的政治功效，在农村香会的组织者由于其组织才能和资源，同样可以争得一定的发言权；与香会头目地位相近的是“戏头”
，庙会、集市和大一点的庙宇往往是乡民农闲或者有事（如求雨）时演戏的场所，演戏无论是外请戏班还是农民自演自娱，均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没有个三板斧显然是不行的，类似的能人，在农村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是自然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拳会和各种名目的民间教门和帮会在清代一直处于非法和半非法的状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被取缔和消灭；因此乡村社会也必须默认它们的存在，并且由于它们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其他资源，往往不得不在乡村权力结构中为这些民间组织的头目（即杰出的光棍和半地痞们）留下一定的空间。
我们看到的这份村图绘制的年代，西方已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圆明园被烧了，外国公使也已经堂而皇之地驻进了北京，南方的一场农民大起义刚刚被扑灭；但是除了多了几个捐班出身的官儿，大多数北方农村此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说，挂在李鸿章名下的这份村图，基本上反映的还是传统社会政治状况，解剖这个麻雀，可以一觑传统农村社会之一斑。
我的老师程啸先生曾经在华北农村一个村庄做田野考察，在调查中，得知该村的“能人”
有这样一干人等：“‘张义、长茂、二刀黄、包麻子、董五、王庆祥、陈祥、大刀、董石璞，西街有个抓山李，道北有个溜地杨。
’顺口溜里的董石璞，有财产有功名，是在官面上吃得开的核心人物。
张义是个不大讲理的肉铺老板。
王庆祥是到处串村的风水先生，号‘小诸葛’。
‘抓山李’和‘溜地杨’是两位好打抱不平的讼师兼教书先生。
陈祥是聪明能干的小商人，在村里修戏楼时设计了一个不动台柱换楼顶的方案，外号‘大主意’。
其他五位都是以看青、赌博和四处谋食为生的穷汉，以敢作敢为著称。
至于人们对该村最大的一位土财主董兆玉却不屑一顾：‘一辈子连一条新鲜黄瓜也舍不得吃的看财奴！
’”
这些“能人”
的排列，虽然已经带有晚清社会变化的浓重痕迹，一些流氓气十足的“光棍”
居然也列入“能人”
的行列，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很可能他们中的若干人就会进入“有枪阶级”
，从而徒然发起来。
但是，就这个调查所反映的时代，也还能反映传统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大致模样，正好可以为我们解说的村图，做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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