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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清朝新政时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改革也是按照日本的路数走的，一点一滴，一丝不苟地学，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走样。
所以，在新军南北对抗演习时，外国军事观察家看了，觉得中国终于有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式军队，那种以一支小部队就可以横行中国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前来镇压的北洋军之所以能战胜革命军，就是因为北洋军是按照教科书打的。
而革命军由于扩张迅猛，起义的士兵都做了军官带领一大堆的新兵，而原来的军官又不肯投身革命，没法按教科书来打，一窝蜂进，一窝蜂退。
结果被打败，武汉三镇丢了两镇，最后的武昌也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保住的。
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学习西方的过程。
客观地说，西方的东西肯定也有不怎么样的成分，有不符合东方国情的内容。
但学的时候，却只能老老实实都学下来，不可能一上手就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真正本土化的时刻，得等到我们都学会了，不仅会做作业，而且能写研究论文的时候。
中国人是那种刚学会走，就想跑；还在做作业，就想着怎么创新突破，超越老师的民族。
这种习性跟我们的传统有关，但跟政治制度关系不大。
一个运作良好的立宪体制，也许可以促进军事的变革，防止军事变革走偏，但真正要想变好，还是靠具体的操作者认真地学习，认真地落实。
当年中国军队最大的弊端就是长官贪占士兵军饷，喝兵血。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
时期，自己亲自点验发饷，一下子就把弊端克服了。
显然，在中国的军事改革中，缺少这样的实干家。
就中国而言，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对一个王朝合适，对某一项事业也合适。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也是这副德行，一开始往往还可以，但走到半途就会玩忽，就会自大。
新政开始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到了民国，制度变成民主共和制时，反而开始稀里糊涂了。
议会民主跟军队建设，根本衔接不上。
军队即使已经认识到准备改的老毛病，但还是会犯错。
很多军队不喜欢用军官学校出来的学生，打仗战法老套，一堆人上，一堆人下，不会瞄准射击。
所以，张勋复辟的时候，双方动用了十几万军队，发射几百万发子弹，却只死了十几个人。
以至于外国人建议，中国军队还是放弃新式武器，恢复使用弓箭，这样还能省点军费。
一个老大民族，在学习西方的历程中，不管有多少痛苦，都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习性。
表面上看，是不肯认输，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
实际上，就是惰性，一种总是想走捷径，偷懒的惰性。
这样的惰性不消解，换成什么制度都无济于事。
甲午战争前，朝野上下只有李鸿章一个人不想打。
大概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的淮军和北洋海军是纸糊的巨人。
但是，李鸿章却想不出办法改变这一切。
学习的惰性，不仅来自朝廷，来自同僚，来自下属，也来自于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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