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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仅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的缘故，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产生了新的觉悟，就不大可能总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先生”
的强横与傲慢与实体性的侵略一样可以引起“学生”
民族主义的愤怒。
当然，这种愤怒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在被后来的史学家盛赞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
运动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一面高喊着“打倒列强”
的口号，路过美国使馆时却起劲地向里面欢呼致敬，显然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国会演说对弱小国家的亲和之意。
而当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华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友善信息时，也同样赢得了知识界相当多人的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别这种信息到底是不是权宜之计）。
这两件事像是某种宿命的象征，从那时以后，以对美英和对苏俄的态度为界，知识界划出了一条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线，虽然两者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识界与右翼的不同，还在于拥有一套反对帝国主义的全新话语和行动模式，一旦某些“先进的中国人”
接受并掌握了这套话语和模式，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那个曾经将义和团贬得一文不值的陈独秀在后来的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青年》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为他过去骂过的东西唱起了赞歌。
接踵而至的反帝运动中，发动组织者对于行为是否“野蛮”
的担心消失了，而这种担心在民初的“抵货运动”
中几乎成了组织者的梦魇，但是义和团的梦魇却一次次出现在在华的西方人的梦中，以至于有些人显得相当神经过敏。
自然，由于“先进的中国人”
一直在埋头动员从前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农民从事一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在现实的革命中被唤醒的义和团记忆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相应的回应。
事实上一直到大陆解放，学术界对义和团的关注相当少，总共加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论文。
关于义和团迷信、滥杀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知识界的记忆中。
解放后，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并流到了营造新型意识形态的洪流当中，从前颠倒的历史被要求再颠倒过来，重新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到了议事日程上。
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
得太厉害，肯定太平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到，而且也这样做了。
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
的印象似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
但是，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方侵略的印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意识架构。
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事”
的话题。
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唯一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之所以不出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
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
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的。
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
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
居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研究”
，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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