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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做官的人个个孝顺，但是为了堵别人的嘴（特别是政敌），他们装样子也得装得像模像样，相对于士绅而言，他们所承受的道德压力显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只要他们还打算维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就不大可能去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
《秦》剧之所以将陈世美说得如此没人味，近乎禽兽不如，一则为了激起民愤，二则恰是为了给铡陈世美寻找合法依据。
显然，从传统社会的法律依据来讲，作为一个高官，仅凭杀妻一条，似乎没有必死的道理，就是山乡穷壤，一介莽夫打死了老婆，真正抵命的也不多。
所以如果没有另外三条罪状，秦香莲未必会那么理直气壮，包老爷的龙头铡也未必能挨得上陈驸马的脖子。
也就是说，尽管秦香莲冤出大天来，如果不给陈世美加上另外三顶大帽子，那么包公的铡刀也只好望着陈驸马的脖子兴叹。
然而，尽管《秦》剧的作者（大概不止一个两个）高明地把陈世美妖魔化了，让一个简单的负心汉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也让秦香莲十分决绝而痛快地逼包老爷把自己的夫君咔嚓一声铡了，但摆在秦香莲尤其是她那一双儿女面前的伦理困境却依然存在，毕竟，她的夫和他们的父是由于秦香莲的缘故才丢了吃饭的家伙。
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按《秦》剧作者的设计，陈世美从法律上（根子是伦理上）该杀，但在现实中杀了他却有伦理上的问题。
在父权制的伦理性的法律体系中，女子只有熬到了婆婆的地步，才算有了一点位置，基本上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面对丈夫，即使是横暴的负心汉，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惩治武器，忍耐和原谅是她们最可能的选择。
不受气的妻子，往往由于娘家的势力在起作用，而娘家的地位与势力则是由于存在另一些男人的缘故。
即使那些娘家有势力的女人，面对负心汉，也只能做到在乡老或者官府的干预下出口闲气，并没有多大的可能选择离婚或者给丈夫更重的法律惩处。
越是出身大家有身份的女人，就越是在乎“从一而终”
，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女人的再婚都是丢人现眼的事情。
男人对于女人有“七出”
之条，但女人反过来却连“一出”
也没有。
即使碰到了抛弃家庭和对妻子施暴的男人，官府和乡里宗族对他惩罚之后，还是得让那个恶人回到家里，让饱受痛苦的妇女忍受他。
只要传统的基因没有断根，那么秦香莲之辈的伦理困境就永远没有突围的可能。
所以，如此多的反映负心汉故事的传统戏剧小说，只有《秦》剧选择了“铡杀模式”
，而其他的都归于“棒打模式”
，即使同为《秦》剧，也有“棒打”
的处理演出本。
戏剧学家赵景深说大团圆结局的《秦》剧庸俗，那是他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说话，而与他同时代的农村，处理类似的“负心案”
，铡刀一般是要被丢在一边的，“苦主”
不会告官，宗族也不会将负心汉沉潭，像对待有点出格行为的寡妇那样。
恶人受到的薄惩，无非棒子之类的舞动，最终是在三老四长、七姑八婆的责骂与劝和中，夫妻趁乱和好，九九归一，还是学者们所不喜欢的“大团圆”
。
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越见其多的负心案，令各级妇联、单位和法官感到头疼的还是这样的问题，如果允许离婚呢，似乎遂了“现代陈世美”
的愿，如果坚持不许离婚呢，似乎也是便宜了那可恶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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