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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塾和读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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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读经是一种夹杂着反对声的小时髦，伴随着读经的呼吁，各种形式的私塾竞相出现。
新私塾虽然也号称读经，但多半是些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家诗》之类，或者干脆就是学点文言文和古诗词，真正读四书五经的非常罕见。
老的私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不断有孑遗被发现，但每次发现，都会伴随一次剿灭，我在新华社的内参里，发现过不少这种“发现—剿灭”
的痕迹。
2002年，我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发现了湖南平江乡村的还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后，虽然没有剿灭随之，但这最后的私塾却在学者、官员尤其是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前些日子，当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调查的彭以达老人，介绍一位从上海来到平江办私塾的人来找我。
言谈之间，虽然我对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教师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办的私塾，其实已经以教英语和电脑为主了。
过去的私塾都要读经，虽然，有的村塾掺杂着教一点跟经不太沾边的日用杂字，但不读经的私塾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读经当然有程度的差异，“一日三行读大（学）（中）庸”
的有，一上手就读《左传》的也有，将“郁郁乎文哉”
读成“都都平丈我”
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读错别字的三家村学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都要读经，在读经过程中进行文字训练。
读经和文字训练的目的，当然跟科举考试有关，但并不单是为了科考。
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况下人口是三亿上下，进过私塾的人上千万，可算得上读书人的至少有上百万，而科举的金字塔，进士不过每三年取三百个左右，每年万分之一的几率。
举人稍多一点，各省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大体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录取比例也相当小，三年不满千员。
在秀才档次，各地的学额，清初每年大县40，中县30，小县20（大小以人口赋税和文风计算），再加上府学和额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数民族）等名额，每县平均不到40，以后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当有限。
可以说，绝大多数从私塾出来的读书人，根本跨不进科举的门槛。
“虽书香世家，能获一衿，已属不易。”
柳亚子家吴江名门，百多年来每代都能出一两个秀才，颇得当地人尊重，其高祖为此刻一印曰：“有福读书。”
陈独秀考中秀才，马上说亲者络绎登门，若干年后，他跟北大的同事蒋梦麟谈起此事，还开玩笑说，蒋是策论秀才不值钱（录取名额多），而他是制艺秀才（有读经功夫的）值钱。
所以说，对于私塾这种古代社会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举只能算是这种教育几率很小的一个出口。
如此狭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仅仅局限在这个出口上的话，会使得大多数的人丧失了进私塾学习的热情。
事实上，跟我从前所设想的不一样，私塾的功能，其实并不限于培养科举的预备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乡村社会日常生活提供仪式和精神方面的资源。
我们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课之一，是学习对对子。
从一字对、二字对一直对到十几字。
原来我以为这种学习是八股文和帖试诗的写作准备，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对对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农村的百姓日用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和各种名目的祭祀活动，甚至一般性的应酬往来，对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春联、祭联，喜联、挽联，都是“对课”
的用武之地。
写出来的东西不仅对仗押韵，平仄妥帖，而且要对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做”
，这样写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欢喜和踏实。
有的地方，元宵灯节时的灯，也有“经”
的内容，张岱就提到绍兴有一种“呆灯”
，上面画四书故事和相关的灯谜。
（张岱：《陶庵梦忆》）习字（毛笔字）也是私塾的功课之一，从红描到临帖，其过程跟学习对对子一样艰难，这个过程，一般也是被视作科考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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