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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代社会，诉讼是不被提倡的。
民间有了纠纷，按约定的习惯，是首先要找人调解的，或者是族中长辈、或者是邻居好友直至乡绅或者其他地方精英。
如果不经民间调停而直接讼于官府，应该属于某种反常之举。
即使进入诉讼程序，如果是“婚户田土”
之类的“细事”
，官府首先还是要进行调解，即进入黄宗智先生所谓的“第三域”
。
在正式判决之前，官府和原被两造谈判博弈，乡绅和其他的乡村精英在此期间也势必要居中起作用。
无论是官方的调解还是民间调解，纠纷调解是民间日常生活得以维持的关键性环节。
对于民间和官府调解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但其机理却还不是很清楚，比如，调解的说辞是什么？或者说，调解用的是什么工具？这个问题，往往被人忽视。
多年游幕，曾经做过地方官的汪辉祖曾说：“且讼之为事，大概不离伦常、日用，即断讼以申孝友、睦姻之义，其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
（汪辉祖：《学治臆说》）意思是说，要想调解到双方撤诉，无非是申明儒家伦理的说辞，即私塾所读的经里的内容。
其实，海瑞处理亲族之间诉讼的原则：“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海瑞集》），主旨也无非是孝友忠信。
明代的名士张瀚处理一件兄弟争产案件时，采用的那种将兄弟俩枷在一起的非常手段，号称使他们朝夕相处，顾念亲情，最后撤诉，虽然既愚蠢又残忍，其实也是出于儒家伦理的考量。
（张瀚：《松窗梦语》）显然，调解时拿“孝友、睦姻之义”
来说事，不仅“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
，而且容易为乡里舆论所接受，为上官所赞许。
当然，除了道德说辞之外，官府调解还应该有律例的内容，即在讲大道理的同时，申明法律，让原被两造明了利害所在，以便主动撤诉。
官方的调解如此，民间的调解也是如此。
由于调解人往往是那些“知书达理”
者，甚至是当过地方官的乡绅，所以，他们的调解话语，也无外乎孝悌仁义这一套，即使其他类型的精英从事调解，也大体离不开这些话语，只不过，他们的语言相对要俚俗一些。
当然，正像官府调解包含有法律的内容一样，民间的调解也包含有其他的成分，人们在进行调解的时候，往往会分析事情的利害关系，讲一些人情常识和日用道理，甚至掺杂一些因果报应之类的半宗教、半巫术的说教。
一个成功的乡间调解人（和事佬），往往善于将各种文化资源天衣无缝地混杂在一起，交替使用。
不过，尽管如此，儒家经典里的内容，依然是主脑。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儒学是百姓日用的东西，经过私塾这个中介，通过宗族、乡社的活动以及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的仪式，日常生活、民俗信仰与儒学经典的精神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儒家伦理和学说，固然不仅仅是学者象牙塔上的清玩清供，也不仅仅意味着上层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
中世纪的中国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高，是令外国研究者吃惊的事情。
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民众对儒家伦理牢固的亲和力。
正是这种亲和力，使得任何一种形式的统治者，都得对孔子礼敬再三，连进军过程中对孔子像夹脸一箭的蒙古人，坐了江山之后，依然要祭孔如仪。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社会农民对文庙（孔庙）的冷淡，其实主要原因在于，文庙实际上是个官方设定的“禁区”
，那里被最大限度地神圣化和清洁化了，祭孔成了官员和绅士的特权，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涉足，时间一长，他们自然就不去那里了。
同时，由于所谓的儒教一直处于某种半宗教的状态，孔子和孔门弟子，一般也不是人们祈祝的对象，香火不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虽然百姓祈祝的香火都投向了其他的神庙，但据调查，在古代中国的农村，每个村庄街道的主轴线上，都是宗祠的所在，而神庙，只能建在侧线上，而宗祠的活动，我们知道，基本上是按照儒家伦理的精神进行的。
眼下，读经和私塾都有复兴之势。
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过去私塾和读经盛行的时代，在私塾和读经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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