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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方上的秀才们含金量要高些，但他们“进学”
所在的学宫却一向不为人们所看重。
国子监里固然铜臭四溢，但从古至今都为人高看不止一眼。
现今的许多讲历史的人，还称它为古代的国立大学（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与府州县学的学生是同一层次），也好把中国大学的历史，往前推了再推，挣些民族自豪感。
虽然，按制度规定，秀才们应该进学宫读书，但这个制度跟那个时候的其他制度一样，似乎从来就没有落实过。
学宫并不真的是个上学的地方，秀才们自“进学”
之后，根本不用像眼下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似的，天天进学宫读书，只在每年春秋两季例行进去考一下不痛不痒的试，每三年才由省里的学政进行一次大考。
虽然按规定考得不好就会丢失功名，而考得好的则可以获得朝廷的补助，甚至被推为贡生，参与官员的选拔，但实际上真正因考试而被淘汰的生员非常少，学宫里的考试就成了只奖不罚的一种程序。
所以秀才们并不可能真的在意。
学宫的真正意义似乎只有两点，一是作为王朝教化与礼仪体系的物化象征，一是作为州县学官的官邸和地盘。
作为前者，学宫往往与文庙连在一起，与文庙一样，里面也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规模大一点，还配有写着十哲或者贤人七十的木牌子，有着雕龙的“宫殿”
和棂星门（像牌坊一样的东西），门前还立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
的下马石，以示礼敬肃萧。
地方正印官知府知县和知州，任上最慎重也最风光的事务就是主持学宫的考试，稍微有点墨水的还要装模作样地开讲两次“子曰诗云”
。
所有境内的生员名义上都是地方正印官的学生，凡是秀才见了官长揖之后必然自称“学生”
，一叫，双方都特感荣耀得慌。
官员处理别的公务，礼仪冠服可能有点马虎，但进了学宫就必须穿戴整齐，言慎行谨，一丝含糊不得，否则遭到秀才们的笑话不说，弄得不好被都老爷知道了，还会被弹劾，因此丢了乌纱帽。
正由于学宫这种高洁肃慎的禁地地位，清代康熙年间，两榜进士出身的广东顺德七品知县徐勃才可以凭此与当地驻军的二品总兵斗法，故意下令每天晚上学宫的钟鼓弄得山响，说是广东地方学运不昌，敲敲钟以振学运，结果把住学宫附近的总兵大人吵得寝食难安，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搬家了事。
作为后者，明清两代的地方学官，诸如学正、教谕、训导之类，官阶八品到九品，多由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的士人担任，均为冷而又冷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
《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中了秀才，依例需向教官上点见面礼，然而他却不理这个茬，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封了两钱银子应付了一下。
在这些秀才眼里，主持考试的正印官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
连被“管”
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
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衙也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
明清两代，官俸本来就低得吓人，一个七品知县，每年俸银不过三十两，好在他们有额外的“灰色收入”
，然而这些学官哪儿去捞钱呢？所以只好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入度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
实际上，学官们最大的福利，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祭孔之后，作为牺牲的那只猪，照例由他们分吃，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穷学官和他们的家人，才能沾上点荤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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