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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实满打满算也寻不出多少政绩来，又没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个“勤”
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国的电视机为此锁住了频道。
如果再在聪明上面加一点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几个胜仗，那么简直就意味着雄才大略，千古一人。
相反，那些有着创制动作的皇帝甚至他们的王朝往往都没有好下场，秦与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骂名。
王安石变法虽然在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是一朵花，但当时的老百姓却将“拗相公”
（王安石）骂得狗血淋头。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明白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欢了。
这样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辛苦的皇帝，的确最大限度地契合了中国老百姓主要是汉族百姓的心理。
经过“扬州十日”
和“嘉定三屠”
劫难的人们，终于发现虽然不得不丢掉头顶的毛发，脑后要留个辫子，但日子却要比汉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稳定，更少来自官方的骚扰（清代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征收环节与手续，从而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随意下乡的规矩，即使下面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农民少一点滋扰），很快就进入了“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
至于借文字狱杀掉几个知识分子的头，借修四库禁掉一批、改乱一批书，毁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贬申春秋大义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统代言人的自负，从此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寻章摘句。
“万马齐喑”
哀固哀矣，但所有这一切，对于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们是清末反满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认，在历朝历代中，清代的赋税即使不算是最轻的，也是最轻的几个朝代之一，农民受到的官方干扰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这样的）。
有清一朝，拥有着历史上最低眉顺眼的士大夫，对于高高在上的满人皇帝，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臣”
（满人则自称奴才），但却是“臣妾”
，连做焦大、犯颜死谏的权力都没有。
在英明的乾隆看来，这种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谓“逞己之能，彰君之恶”
。
遍翻清朝档案，我们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颜逆鳞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员，甚至连上书的权利都没有。
清朝毕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王朝。
在九十年前，这个王朝才寿终正寝，生在清朝的寿星，现在还有活着的。
中国人进入近代，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赶上了这样一个过于持重也过于保守、皇帝却特别勤快的王朝。
这对于那些特别西化和特别中化、在乎夷夏大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境遇。
为了对付外部的异族压迫，先要打倒内部的“异族”
，而推翻满清咸与共和之后，发现自己面临的其实是和前任一样的困局。
清末的革命党人靠重提“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
唤起的民族情绪，显然后劲不足。
晚清时节，由于历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种种弊病，清朝的形象虽已在老百姓中大坏，但他们改朝换代的冲动却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争不乐意要的辫子，到了这个时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铰了，甚至连相当多的汉族士人对“异族”
皇帝也死活恨不起来。
这些人顺从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还是意识到世界的大势所趋？还是依历史上朝代更迭的规律，认为这个朝代已经二百多年，气数已尽？真是个说不清的事。
那个先是蹲在紫禁城后来又被冯玉祥撵出宫的小皇帝，即使当了十几年的汉奸（或者满奸），人们对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嫌恶。
看来，辛亥革命不仅跟农民群众脱节，甚至与相当多的士人也脱节，满清虽然可以倒台，但革命却难以成功，袁世凯的劫收，实际上是大势所趋。
后来的复辟反复辟，打打杀杀，全国通电，其实只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很难说谁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所有的事件，在乡野、在市井，至多不过是茶馆闲人的一点谈资而已，能吹皱一池春水，让鲁迅笔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会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清朝走了九十年了，其实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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