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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老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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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像宋朝那样的王朝，一开国，就伴随着没完没了的边患，害得宋人的诗歌总是哀哀戚戚的。
在两次不成功的“收复失地”
的战争之后，就总是撅着屁股挨打。
先是挨契丹的打，然后挨党项人的打，最后女真人来了，居然把皇帝和太上皇抓走了不说，还占了宋朝的半壁江山，逼着“大宋”
皇帝管自家叫叔叔。
其实，宋朝尽管版图不大，但兵却不少，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万，而对手不过十几万（金、辽）或几万（西夏）。
几乎每次对外战争，宋朝的兵力总是占优，可是偏偏打一仗败一仗。
关于抗辽战事，宋神宗曾问臣下，我朝与契丹一共打了多少仗，胜负如何？臣子对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
（《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对小小的西夏，凡大小二百余仗，宋朝一方只胜了两小仗。
虽然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膂力也许要比游牧民族的汉子小了点，但是总不至于是豆腐渣，十个打不过人家一个。
其实宋朝招募士兵非常重视体力和块头，用一根标准的木杖来量，不够高的不要，但是为什么就那么不中用呢？其实，问题出在兵制上。
宋朝矫五代之弊，在遏制骄兵悍将的产生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气，煞费苦心制定的兵制，将帅们像牛掉在井里，纵有浑身解数也使不出来。
宋朝的兵制是这样的，把军队分成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
中央军不仅精锐而且数量有压倒优势，而地方军则老弱病残，编制不全。
也可以说，中央军唯恐其不强，地方军生怕其不弱。
军队的调配与管理是一种独特的枢密院——三衙的体系，将唐朝后期就设立的枢密院由中央决策机构变成了最高军事机关，主管军政和军令，而中央军平时的训练和管理，由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负责（对地方军的训练也有部分的责任）。
也就是说，平时管着军队的人对军队什么事都说了不算，而说了算的人又见不到军人的面。
每逢战事，由皇帝通过枢密院下令临时调遣将帅统兵出战。
枢密院、三衙和临时统兵的将帅三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用南北宋之交的名臣李纲的话来说，就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
这样一“分守”
下来，兵见不到将，将见不到兵，统兵打仗的时候虽然兵将暂时能碰面，但是仗打完了，又是兵将两分离，而且统兵的将绝对不可能是平时管兵的人。
从宋太宗赵匡义起，三衙之将只选庸才，为的就是让他们纵然有心拥兵自重也没那两下子。
兵将不见面，兵无从骄，将无从悍，纵有贼心贼胆，想要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来，好比登天。
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就有一弊。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打仗知彼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一般来讲，知彼大多是相对而言的，不大可能完全地“知”
，除非对方统帅是你的奸细。
所以作为将帅，起码应该了解自己的兵将，知道自己手下的人有几斤几两，何长何短，才可以因人施用，排兵点将。
如果“彼”
已经不知或者似知非知了，又加上本应知而竟然不知的“己”
，其结果只印证了孙子后面的话：“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
宋朝对外战争的结果也的确就是这么回事。
在冷兵器时代，打的都是肉搏战，双方兵刃相交，生死呼吸之间，战斗力的维持，往往就在于战斗团体的凝聚力，在这里，兵将相知和相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将领往上冲的时候，士兵要能跟上，而且乐于跟上才行，而宋朝的兵制恰恰没有提供这种团体战斗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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