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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潜规则实际上是古代官场在运行层面的平衡机制。
在传统社会里，只要是正常的太平年景，官吏的行为是有制约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规则的形成，也是这制约的一部分。
泛泛地说，监察机构的监督，传统道德的约束和乡里乡绅的制约，都是制约官吏的因素。
但这些制约因素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在于，对于整个官僚体系来说，保持平衡是体系生存的关键因素。
个别官吏的过分贪婪，往往会引发左邻右舍的不安和紧张，如果导致群起效法，那么原来官、绅、民的系统平衡就有可能会倾覆，这对于王朝官僚体系的长久利益显然是不利的。
所以只要这个体系还能正常运转，那么就会有人出面对这种过分的贪婪进行制裁。
比如潜规则中地方官最主要的额外收入耗羡（征钱粮过程中借口损耗而多征的部分），到底多征多少，正式制度没有规定，根据缺分的好坏，少则3%，多则10%，往往以各地乡里社会的容许度为限。
如果有人一下子征到15%或者更多，那么平衡就被打破了，左右难免紧张，或者大家群起效法，或者此人遭到弹劾。
显然，在传统王朝的常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后者。
《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跟人去高要县打秋风，人说高要县现任的知县一年额外可捞八千两，而上一任一年捞一万，可见高要县的能够获取的额外收益就在一万上下。
这都是在潜规则的限度以内，如果一年捞到了一万五或者两万，那可能就要出问题了，上司不管，都老爷（御史）也会出来找麻烦。
过去，我们在谈论古代社会政治腐败的时候，所举的例证往往是些特例，或者以王朝末世的情况概其全貌（野史笔记记录这些事情，显然并不是因为它们很普遍），好像几千年中国遍地虎狼，老百姓都活在鬼蜮世界一样，天天生不如死，或者生活在垂死的边缘。
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实际上是一种错觉。
在过去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这种错觉是很容易发生的。
古代社会官僚体系的构成，主要是士大夫，这些人虽然是皇帝的雇员，但也自以为是传统道德的承载者。
对他们来说，儒家伦理不见得都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在很多情况下，士大夫的脸面似乎比性命还要重要，任何一个家族似乎都不乐意在青史上留下贪鄙的污点。
潜规则的存在，为入仕的士大夫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稳定性，利用这个规则过度谋利，不管怎么说都有破坏稳定的可能。
潜规则给了官吏剥削民众的许可，但也对剥削做了限制，因为这规则的形成，不是哪几个官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单凭官僚群体自己的意愿就能遂愿的，它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乡绅甚至部分民众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
从正式制度的意义上讲，几乎所有古代的官吏都有贪污行为，但真正意义上的贪官其实并不多。
潜规则意义上的贪官，只有到了王朝末期，所有的平衡机制逐渐遭到破坏，传统道德崩溃，有权者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无论什么钱都敢要，而且毫无限度的时候才会普遍出现。
到那时候，不仅正式制度，而且隐性制度也崩溃了。
所以说，如果到了有权的人们都在毫无节制地捞钱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实行潜规则，而是没有规则了。
潜规则实际上就是官场的运行规则，只是这规则一直都被包在官场里面，我们从正史留下的制度条文中，查不到蛛丝马迹。
所以，后人看古代的官场，更像是神秘的黑箱，其实，官场只有大门是黑的，敲开了门，里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黑。
只是我们多年来的制度研究，太少关注这些本来就该关注的内容，因为只有解开官场运行机制之谜，我们对古代的政治运作，才能有真正的认识。
吴思先生的著作，恰在一向为我们所忽视的官场黑门上敲了重重的两下，对此，我们必须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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