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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者将清代士绅在乡村的社会活动归纳为“地方学务”
、“地方公产”
的管理和“地方公务”
三大类。
显然，还必须加上赈济、地方防务、宗族活动以及非教育性的文化活动等几项才勉强能概括（我所说的士的范围虽然比王先生的士绅要大，但社会活动大体相近）。
问题是这些社会活动中有多少是政治性的呢？地方公务和防务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政事，而学务、文化活动与赈济事实也与政治相关。
士人在乡村起的是一种基层政权的作用，把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最大限度地搅在了一起。
教育和文化事务是士人最乐意做，也最合乎身份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士人的社会活动是从文化和教育向外辐射的。
退休和离职的官员们，大都以担任书院的教席为荣，书院的维持，也往往有赖于士绅的捐助。
各县官学校舍和贡院的修造，也由当地的士绅主持，从筹资到负责工程，而地方官只是发起而已。
一般来说，当地士绅还负责资助和奖励应试的举子，大一点宗族，都设有专项的资金和田产来应付此事，总其事者，大都为士人。
此外，文庙的香火，也由士绅来维持。
一些有名望的士绅还热衷于修撰地方史志，以维持道德风化。
至于遍布乡野的各种义学、村塾、家塾，就馆授徒，更是士人的专利，尤以那些寒儒为多。
一般的穷秀才（还有一些举人）成为各式私学教师的主要来源，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开馆授徒的更是不在少数。
广东花县不算是穷乡僻壤，可洪秀全、冯云山等“白丁”
也能以授徒为业。
宣称“白衣致卿相”
的科举台阶，也许是农村学子读书的动力，而乡野文风之系，还真有赖于这些乡村塾师。
维持地方治安与防务，是士人另一项大的重要政治活动。
从来乡村地区的治安，主要不是由官军来维持的，中国传统社会又没有警察，防匪治盗主要由乡村中的头面人物即士绅来张罗，修筑圩寨，组织乡勇团丁。
每逢社会矛盾尖锐，天下将乱和大乱之时，这些乡村治安组织就变成大大小小的团练，自发地抵抗农民起义军。
赈济活动是士人又一项社会“主业”
。
每逢发生灾荒时，一般会有官方和民办的两种赈济活动。
官方赈济常常很不及时，赖有民办的赈济应急。
就是官方的赈济，也需有士绅居中操办。
赈济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显然，主持这项事务的士人们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
此外，某些势力较大同时品质恶劣的士绅还能通过与地方官乃至与胥吏勾结，把持和变相把持赋税的征收，不是有意为自家减免，就是从中浮收渔利。
同时乡绅还能借助于宗族系统，事实上侵夺了相当部分的司法权。
谁都知道，宗族对犯错的族人可以自行处罚，小到鞭苔，大至沉潭（处死）。
而官方则多半睁眼闭眼，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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