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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为官者父母身死需丁忧守制三年，如果有的权臣实在放不下手中的大印，就得设法让皇帝出面阻拦，借口“忠孝不能两全”
而“夺情”
。
如果在非常时期，那么理学家要求于妇女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符咒就会在士人身上“显灵”
，担心“失节”
成为改朝换代时节每个士人的最大忧虑之一。
胜负已判，天下已定，还好说，自然会有“一队齐夷下首阳”
，就是天下混混沌沌的时候，最难将息，迎新还是恋旧让人两难。
一旦“事二主”
的帽子戴到头上，就像那时代再醮之妇一样让人难为情。
明清鼎革之际，抵抗清军，为明死节者，后来受到清朝的表彰，而帮了满清大忙的洪承畴、钱谦益诸人，反被新主子列入“贰臣传”
有意让他们遗臭万年。
真是巧妇难事两姑！
“节”
这种政治上的道德要求是士人们所独有的，而其他的“三民”
则没有这个荣耀。
这从另一面也说明士人在政治活动领域道德气氛之浓重，他们在进行政治操作时，道德评价往往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有时候，事情的成败利钝，政治运作的利害得失是一回事，而道德评价的好恶又是一回事，但是士人就更多地要考虑在两者之间的权衡和抉择。
在道德准则与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要与自己利害无直接相关，士人们更倾向于情绪化地把天平倒向前者。
特别是道德评价的标准斤斤于儒家伦理原则时，常常会使政治局面闹得纷乱不堪，难免会有“空言误国”
的危险。
明代中晚期围绕所谓“移宫”
、“红丸”
、“挺击”
三大案展开的延争与党议，本质上均属对国家政事有害无益的“道德纷争”
。
当然，儒学，尤其是西汉董仲舒以后融合了法、道、墨诸家学说的儒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政治倾向，经世致用的学风虽然时断时续，但一直是一部分士人的旗帜，不论政治领域道德氛围多么浓重，道德评价的大棒如何横飞，总有人会想出办法来躲过政治运作的道德陷阱，达成实际的政治目的。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凭借空疏的道德口号与理论，给其政治操作（或变革）戴上一顶保险的大帽，借古人之口行现实之实。
在我们以后的议论中，还会提这种现象在近代的表现。
士人传统的政治角色，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在急剧变动的政治格局中参与政治的最初身份，而恰恰是在他们艰难的角色变换中，中国走进了漫长而多难的近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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