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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和同文馆附设的印书处。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由中国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主持，著名新学者徐寿、华蘅芳、徐建寅、李善兰、赵元益、贾步纬、刘彝程等均参与其中主持译事。
人员最多时中外人士曾达四五十人，颇具规模。
从1868年创办到1880年时，平均每年译书11种，售书逾万。
其中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书籍，最初翻译的代数书，以甲乙丙取代XYZ，以汉字“一二三四五”
取代阿拉伯数字，列出算式，今天的数学家是不会看懂的，比如“四甲”
即表示“4X2”
。
渐渐地才西化起来，变成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全球通用式。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请同人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安家落户奠定了基础。
戊戌时期叱咤风云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牵强附会在社会、政治现象上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名词，大多源于他们的译著。
康有为曾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三千余册。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也翻译了一些反映、介绍西方先进政治法律知识的书籍，最著名的是《佐治刍言》，该书是卢梭政治思想的阐发，以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为宗旨，认为人人均有自主之权，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国家政治应以满足人民心愿为出发点。
此书自1885年翻译出版后，一再重版。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仔细读过。
显然，这本书对维新派思想的形成，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同文馆的印书处也翻译了近30部西书，但由于他们译书主要供教学之用，因而在社会上影响不大。
西学通过的侧门是教会，主要是一部分新教教会。
在甲午战争之前，教会也开办了一些学校，但层次大都很低，教学内容神学又占绝大比重，一点极粗浅的数理常识只能起到点缀作用。
所以在这一时期，作为译介西学的中介“侧门”
主要是一些新教差会办的书馆和报馆。
英国传教麦都思1843年在上海兴办的“墨海书馆”
，堪称是中国版图上最早译介出版西学的文化机构。
墨海书馆的工作得到了寄居上海的一些狂人和畸人的帮助，王韬和李善兰等人参与书馆译事。
在江浙一带，墨海书馆的科学仪器和所译之西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可以说，继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之后，墨海书馆的工作再一次引发了士林中人对西学的兴趣。
光大这个事业的是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办的广学会和《万国公报》。
广学会的译介以神学和粗浅的自然科学常识为主，后者虽然比起江南制造总局译介的西学程度要浅，但却比较通俗易晓，因而有一定影响。
比较难能的是他们还译了些西方史地与政事方面著述，比如李提摩文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介绍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近况，一出台就在洋务圈中引起巨大反响，到了戊戌时期，该书行销达百万册以上，显然对推动变法有积极的作用。
此外，《万国公报》第三四〇卷刊载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在中国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三权分立、代议制度和选举制度，堪称当时介绍西方制度最有代表性的文章。
当然，这些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存在着与神学掺合的毛病，有时难免把西学搞得变了味，但他们的译介之功，毕竟是不能抹煞的。
西学的初步输入，在中国士子中出现了一小批精通西学的人物，徐寿、李善兰、王韬等等，再加上留过学的严复、马良、容闳、伍廷芳等，人数虽少，但毕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人”
。
还涌现了一批像康有为和他的万木草堂众弟子这样半通不通的“西学通”
。
而且在沿海通商大埠，还有不少知晓只言片语的洋泾浜英语，了解只麟半爪洋学知识的士人。
徐珂的《清稗类钞》中，记载过一些考试时用阿拉伯数字掺入试卷，文章中出现卢梭字样的佚闻。
这些只有几滴西学水的士人，也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也说明在戊戌变法之前，西学毕竟在中国有了一点痕迹。
在西学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书院也在悄然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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