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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叛逆”
于鸦片战争后不久，西学东渐之初就发生了。
严格来讲，他们既非传统士林的叛逆，也没有违背所身属的文化价值体系，他们所掌握的西学还不足以使他们脱胎换骨成为西式的知识分子。
说他们“叛逆”
，只是说他们开辟了一条士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最终会将中国传统的士人引向自己头衔的墓地，愿意抛弃这个头衔的人自然会获得新生，否则就会为它殉葬。
魏源、徐继畲、夏燮，也许还要加上“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
的林则徐，这些人在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里往往被称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
，是他们构成了这条裂纹最细微的开端，尽管他们的“西学”
幼稚得可笑，对西方的认识也错误百出，但是，他们是最早把西方当成一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中国“天下”
体系中蛮夷来考察研究的士大夫。
郭嵩焘、薛福成、冯桂芬、王韬等人构成士林分化最初裂纹的延伸。
这些人是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洋务派理论家和早期改良派的，毫无疑问，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西学的掌握已非泛泛，他们开始真正了解西方之所以强大的缘由，不再满足于“师夷之长技”
的战略，呼唤进一步的变革。
当然，他们仍然是曲高和寡的一群。
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师徒为代表的一群士人构成士林分化的第三批。
这批人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中有不俗表现的江标、黄遵宪、张元济以及我们前面曾提到的周锡恩等等一干士大夫。
这是开始认真学习西学的一代士人，虽然他们的西学程度比起洋务学堂和留学的佼佼者还差得很远，但是他们丰厚的中学素养却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将西学理论揉进中学的冲动，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中西揉杂的社会政治理论，并很热衷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和观察中国社会。
有别于这三批人之外的还有一小群西学的爱好者，他们对士大夫津津乐道的事业功名不很热衷，对士大夫赖以自傲的传统学问，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不感兴趣，他们是士林中的畴人，是传统的自然科学学者。
当中西文化大规模的碰撞，他们适逢其时，自然而然地就对涌进门来的西方现代科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像李善兰、华衡芳、徐寿、徐建寅、张斯桂、赖长、曾昭吉等人，或精于数学，或长于制造，他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迷恋，更多的是出于自家的爱好而非改造社会的冲动。
他们也会捐个官衔，也投身洋务官僚麾下做事，但他们更热心的是技术问题的解决，尽管政治会不断地来麻烦他们。
以上讲的这类人中，除了那些心有旁骛的“畴人”
之外，几乎都怀有或强或弱的政治抱负。
出身教会学校的少数精英，由于长期被排除在中国士林之外，也与中国正统文化相当隔膜，尽管他们也怀有一腔报国之志，比如马良拒绝法国领事的聘用，一心要中国所用。
容闳放弃在美优厚报酬的职位，毅然回国。
但是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国人眼里还是半个外人，即使是接纳他们的洋务派官僚，也有意无意把他们当客卿，他们自身的政治抱负和身处的社会时代对他们的政治期待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凭他们自身之力显然无法打破这种无形的政治樊篱，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行为也就只好是顾问与咨询性的。
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出来西化的“士”
的政治境遇也好不了多少，不过，至少在洋务派官僚眼里，他们还算是自己人，有事也比较放心交给他们去办，只是总把他们视为纯技术人员，只乐意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有发言权。
即使像李鸿章这样比较开通的上司，对严复这样的不世英才，也只愿意将之放在军事教育的位置，而且使其“不预机要，奉职而已。”
也就是说，只愿意让他把知识教给学生，当个高级的教书匠。
明明船政学堂出身的刘步蟾、邓世昌、萨镇冰等留英海军人才足以承担起领导北洋海军的责任，但李鸿章非得将一个对海军一窍不通的淮军将领丁汝昌加在他们头上。
这主要不是李鸿章对洋务学生的不放心，而是他不太愿意破坏他给洋务学生的政治定位。
后来的张之洞虽然好了一点，总算给洋务学生蔡锡勇委了个铁政局总办，但却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用人权，“用款至百串即须请示而行”
，蔡锡勇这个总办说到底“仍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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