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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教案层出不穷，中国绅民的打教闹教风波愈闹愈盛，屡禁不止。
参与打教的固然也有僧道，但教案较少宗教纷争的意味，事实上是政治之争和文化之争。
民教冲突的双方，民方的领导人物主要是中下级的士人（到后来才有民间帮会的参与）。
其中秀才童生之类的下级士人对教会表示出尤其强烈的敌意。
士人对教会的激烈反应首先是由于教会的到来侵犯了他们的世袭领地，世世代代士人的文化主导权受到了挑战。
这一点教会是非常清楚的，一位传教士当时在信中讲道：教堂的“布道会使他们（指士人，笔者注）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
发行宗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提倡点什么吧，也会使他们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你却站得比他们高。”
下层士人反应激烈是因为这种“当老师”
的权力是他们唯一的“特权”
和人生凭籍，而教会办的学校，最直接地威胁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显然，这种威胁非同小可。
士人反教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教会凭借由战胜攫取的种种特权，和外国人身份本身具有的政治威力，极大地侵犯了士人在乡村社会所拥有的政治、法律权威。
以往的社会纠纷，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的，士绅的仲裁与调解是具有权威性的。
但是现在只要一涉及教民，教会往往借口中国法律制度的黑暗而插手干预，将一般的国内法律问题酿成不是外事的“外交纠纷”
。
无论是不是“教民恒胜，平民恒屈”
，但是这种干预本身就极大地损害了士绅的权威以及他们更在乎的面子。
如果诉讼双方恰好一者为教民，一者为士绅，在没有教民之前，这种官司99%士绅是要赢的，因为教民大多为一般老百姓，在最初甚至只有处于乡村社会边缘，贫弱无依的人物才肯人教。
但是，有了教会撑腰这种情况就倒了过来，教民官司胜诉，士绅方面往往按乡村的习惯要被“罚席”
做东，“若卑幼入教，尊长得罪议罚，则卑幼俨然座客，尊长傫若阶囚，怨毒结于人心，羞恶根于天性，此等举动，教士非惟不禁，反而纵之，欣欣以逞强自诩。”
这个面子丢得就太大了，真可谓“怨毒结于人心”
。
常常有因为这种事而不惜破家与教会大动干戈的士绅。
士绅反教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传统文化价值的动摇。
士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当一个农民你与他说世世代代的圣贤之书不中用的时候，他不会像士人那样的敏感和激动，因为这是士人生活和自信的凭据。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所未有之变局，传统文化的危机随之到来，咄咄逼人的西学，一次次在现实中印证着自己的优势，原来以为是无所不能的中学节节败退。
而西方教会在中国城乡的活动，恰恰等于将中学的危机不加掩饰地显示于士人之前。
分明感觉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士人的表现才如此冲动甚至狂躁。
在绵延几十年的打教风潮中，涌现出了雪片式的打教揭帖、传单和告白，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出自于乡村士人之手，其中有不少抑扬顿挫、合辙压韵的八股文，如果出打教的考题，这些文章的作者想必不会落第。
这些反教揭帖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挽回世道人心，排斥异端邪说。
维护自身文化价值和正统地位似乎是他们首要的任务。
“黜异端以崇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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