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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诗人黄节，悲愤地写下“草木犹春荣，世运何大异！
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
的诗句。
后来武昌起义的名人蔡济民的父亲蔡香圃，当时在乡间做私塾的教书先生，马关签约之后，也有“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
的泣血之句。
王文韶1895年4月16日日记仅寥寥数语：“马关来电，和议已有成说，明日画押，目前暂可无事，后此则不堪问矣，运会所迫，夫复何言！”
半日之后，又记数语：“日本约款已于昨日如期互换，‘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其斯之谓欤！”
忧虑、无望、抑郁之情，溢于言表。
郑孝胥闻马关和约已被批准“乃投笔而起曰：‘吾今为虏矣！
’”
士人出身下海唱戏的汪笑依，干脆用他的演唱把一腔悲愤倾泄，他当时到大连演戏，触景生情，“其演哭祖庙也‘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之语，大连全市人人皆善述此两语，殆成为口头禅。”
无论是长歌当哭，还是以诗泄愤，大家（尤其是士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亡国之神已经在叩门了。
士人苟且偷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头。
二、痛定思痛
最初的痛楚过去之后，虽然很多人还没能从奸臣误国这一古老怪圈中走出来，但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思索，他们终于意识到，中国从败给西人到败给东人，其根本原因绝非个别将帅的作战不力，或者是朝奸臣卖国所致。
近代史上士人最大、也最关键的一次思想转折来到了。
虽然很多并没有真的转过来，但至少大多数人都感到中国非有点变化不可了。
唯一的一位活到解放后的戊戌老人（指参加变法而言）张元济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多年前（时为解放初，笔者注），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
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
丙申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共有数十人。
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
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那时候康有为还不在北京。”
这些京官不在陶然亭诗酒酬唱，而是议朝政，谈改革，当然他们一时半会还议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这七嘴八舌本身也营造了一种求变的气氛。
其他的人似乎更热衷于探求究竟，他们把热情和精力投身到钻研西学上去。
年少通经史，文极古藻，以“怪八股”
著称的翰林蔡元培，甲午后“开始涉猎译自外国之书报刊物，并留意世界事物”
，致力西学。
后来以小说暴得大名的曾朴，年少科第，曾深得翁同龢的赏识。
然而《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使他“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为匡时救世的要图。”
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蒋方震，那时年纪还小，不过也算是读书人了。
他童年的好朋友张宗祥回忆道：“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的思想。
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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