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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练习薄”
，京中的官场得以吹进了一丝新鲜空气，通过做“练习”
，梁启超等人迅速地变成了报界老手，此后就可以大展雄才了。
因为，一个办报热潮已经到来了。
在旗人政治势力强大，政治空气保守的北京，维新派的会与报都难以生存，谈“新”
色变的顽固派，总能找出些“老理”
来挡驾。
不过风气一开，就断非几个老朽和冬烘所能左右的。
一批办得更漂亮，风格更犀利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
其中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澳门的《知新报》以及后来长沙的《湘报》，堪称是这一时期报刊群中的佼佼者。
上海这个近代中国风气最开化的大都市，一批才华横溢、通晓西学的读书人的存在，和中西文化汇流交碰的小环境，使得在北京办报练老了笔锋的梁启超如鱼得水，在《时务报》的小天地中得以大展身手，时梁方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精力过人，才气也过人。
《时务报》共出刊69期，每旬一期，绝大多数有梁启超的政论与时评。
梁启超一枝生花妙笔，呼吁变法，抨击现实，介绍西学，笔气磅礴，淋漓畅快，“笔端常带感情”
，读之者无不为之倾倒，“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
有人得《时务报》“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读万通，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
与梁同时为报章圣手的严复，待时间过去很久了，还称赞梁“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连梁启超直接师法的老师李提摩太对《时务报》的功业也表示震惊，称赞它的出现“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
梁启超和《时务报》，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多少年后，《时务报》的合订本还在城乡流传，几代青年读书人，行文著述，莫不效梁任公之“时务体”
。
在戊戌变法时还是个不满五岁的孩子的毛泽东，在长大成人后，首先学的还是一手时务体，梁启超的影响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未能去掉。
《时务报》的辉煌，首先是梁启超的功劳，他的先知早慧，他对西学的领悟，他对社会观察的敏锐，他的笔力雄健，气势恢宏，而且用功之勤，效率之高也非常人所能比拟，他后来回忆这段办报生涯道：“每期报中论说4000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1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书报章，归其复校；10日一册，每册3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
6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时务报》的成功并不是康门弟子的独家功劳。
上海的一群开明的士人（他们中许多人西学水平比康梁还高），如黄遵宪、邹凌瀚、孙宝瑄、章太炎等人都为《时务报》作出过很大贡献，就是经理汪康年也为报纸的经营发行乃至编辑做出过不可磨灭的成绩。
有些论者把汪康年视为洋务派的代理人，把后来的汪梁之争说成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争夺舆论领导权的斗争。
在我看来，显然失之简单化。
汪梁之争，虽然背后有康有为和张之洞的背景，但骨子里无疑有启蒙宣传与具体政治操作之间的抒格的因素在内。
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谈。
即使退一步说，就算汪康年是洋务派的代理人，他的功劳也照样不能被埋没。
但是我们知道，汪康年的议论与我们公认的洋务派论调并不相同，他主张民权，主张开议会，主张君民共主，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维新派主张。
他后来对张之洞、梁鼎芬的妥协，是出于主张之相同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显然是需要再斟酌的。
《时务报》已经向世人表明：变法不再是康门弟子一家的事了。
《时务报》不仅在政治启蒙与宣传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也部分实现了康梁办报干政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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