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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妇女运动”
基本上是些大男人的事情。
这种情况，出现在妇女没有丝毫权利，也没有什么社会活动的机缘的中国清代末年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在国难当头，百事待举的关头，一干大男人们纷纷对女人的脚大感兴趣，有时甚至比对其他政治大事还要热心。
虽然我们习惯地将缠足称为封建主义的恶习，但是这种恶习实际上与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并无直接关系。
尽管孔子说过女子与小人“难养”
，却也对郑国那个名声不太好的国君夫人南子，表示过相当的尊敬。
而那个时代的儒家之徒，对一个为女子而死的尾生都是相当佩服的。
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缠足现象才开始出现，而女人的脚普遍地遭殃则是更加晚近的事。
据专家研究，将女子的脚从小就束住不让发育的恶习，实在与中国男子（主要是士大夫）畸态的性心理有关，裹足之后，一来女人的臀部会变得格外的大，二来会使女人的小脚变成男人眼里的别一种“性器官”
。
在明清文人的浅斟低唱中，关于三寸金莲的描绘比比皆是，在秦楼楚馆，玩小脚几乎成为玩女人的代名词。
士大夫将才华过多地用在女人身上，也过多地花在小脚上。
中国女人用身体残损扭曲，满足了士人的变态性欲。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蓄辫和缠足风俗受到了西方人最猛烈的嘲笑和抨击，在两者之间，蓄辫事关清朝“国体”
，受的抨击稍显含蓄，而缠足由于其不人道，所受的攻击尤其多。
在康有为组织不缠足会之前，西方教会已经对此开展了持续的攻击和责难。
面对西方人的嘲笑和攻击，中国士人明显地感到尴尬与难堪。
尽管打教揭帖对教会几乎所有对中国文化的挑衅都以予回击，但却找不到一份揭帖提及缠足和教会对这种风俗的抨击。
看起来，士人们是在有意回避这个难堪的事，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毕竟还在起作用，使他们不好意思公然为这种残忍行为张目。
如果对西方怀有极大敌意的士人都如此，那么那些与西方有过接触并对西方心存敬慕的士人对此事的心态可想而知。
先进的士人的自尊心使他们不肯承认中国人是西方人所看不起的“士人”
、“野蛮人”
，但又无法解释缠足这种陋习，或者说缠足使他们丢脸。
因为这成了西方人证明中国人在人种和文化上低劣的一个证据。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先进士人会如此急切地发起不缠足运动，他们是急于抹掉这一中国人的耻辱。
他们似乎有些夸张地将不缠足视为改善中国人人种的一个必要手段，从而，不缠足就与“保教”
、“保种”
的大目标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维新运动的主导者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主要是把办报与办会当作一种干政的手段，但是，他们以及一大批先进士人的不懈努力，还是借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思想启蒙，正是有了这场启蒙，中国政治的走向虽然经过暂短的倒向运行，毕竟还是能沿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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