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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人本来就对变法三心二意，对“两考”
不满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我们公认的变法支持者翁同龢和陈宝箴的态度又如何呢？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看康长素（祖治，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后皆为所惑云云。
真说经家一野狐也。
惊诧不已。”
讥康有为此说为“野狐禅”
，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赞同吧！
而陈宝箴也曾上折，要求康有为将“两考”
自行销毁，借以“正误息争”
。
连与康有为同属一个阵营中的属今文经学派的皮锡瑞也说《新学伪经考》“武断太过。”
衷心拥护康梁变法，并参与《时务报》撰稿的孙宝瑄在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情不自禁，连续在日记中长篇大论地反驳之，甚至压抑不住情绪，说康“抑何悖谬至此！”
在他看来，“长素（即康有为——笔者注）于世虽有功，而考古之武断，不能不驳正之。”
看来，除了康门弟子和康门私淑弟子谭嗣同的欢呼声外，康有为惊世骇俗的儒教改革之举受到了普遍的冷遇。
康门弟子过热的称誉和其他人不以为然的反应，两者的反差说明了“两考”
作为政治动员手段的失败。
二、受冷落的“教主”
更可悲的是，“两考”
问世之后，从前关于康有为以圣人自命的种种传说似乎清晰起来了。
陈千秋（康门第一号大弟子）在万木草堂被称为颜回或者超回，梁启超被称为子游，虽是实有其事，但很可能只是师生或师兄弟间的戏称，但这戏称加上万木草堂讲学有意对杏坛的摹仿，多少也反映出康有为及弟子的某种心态。
康有为的号长素，原本可能取自颜延年文“弱不好弄，长实素心”
之意，但这时也被攻击者坐实为“长于素王”
。
对康有为并无成见的桂林秀峰书院的山长曹训这时居然说康有为“名为尊孔，实为蔑孔，孔子向称素王，而康则自号长素，岂康之学问道德有大于孔子者？！”
这种攻击也许是反对派的别有用心，但1897年康有为再游桂林时，居然自命不凡地给当地山岩、石洞命名，一曰“康岩”
，一曰“素洞”
。
汪大燮说他听张元济说，康有为和弟子曾在广西刻过“俚言书多册分送，其中说话亦无甚奇！
惟每说及己则称康子，而康字必大于余字数倍。”
这种行为好像也有说不清的嫌疑。
康有为是否自比孔子，自命为不世出的圣人？这一点恐怕当年人们并没有冤枉他。
康有为的确有很多过人之处，热度高，于劲大，而坚韧不拔，有气势也有魄力，但自命不凡也是他难以克服的痼疾，在历史上时常让许多接触过他的人疑到他的心理可能会有某些毛病。
康有为从小就被人冠以绰号“圣人为”
，及长，“康圣人”
的称号就一直到死都变成了他个人沾沾自喜，而别人则为讥讽的“终生头衔”
。
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相当部分很开通的士人的不满，首先，这种情况触伤了中国士人一个远久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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