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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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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
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
由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毫无效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
政治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很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应该说，由康梁等人设计的百日维新的种种政策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有点像下毛毛雨，什么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点。
是不是康梁等人对发展资本主义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想走洋务运动官办工业的老路呢？当然不是。
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明确指出：“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
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
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
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
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
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
非常明白不过地提倡民办工业、运输业，甚至矿业以及金融业（参见《公车上书》其他内容）。
但是，为什么百日维新的改革政策却变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诸领域普遍润泽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维新真正吸引注目之处绝非它的经济政策）？我个人以为，这里也有康有为“毕其功于一役”
的设想的因素，也有补丁传统的影响。
补丁传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尽管甲午战争淮军与北洋水师的失利，洋务运动大为人所诟病，但在甲午后大臣们陆续提出的变革与整顿建议中，补丁的幽灵仍左右一切，几乎所有提倡经济改革的方案中，无论开矿、修铁路、设厂、还是办银行，印钞票等等，统统离不开官办的窠臼，而且断然没有像日本官办之后再处理作价给商民私办的后继方案，实际上仍袭洋务运动之故技。
至于开办武备特科、经济特科的设想则是对科举制的补充，以洋操编练新军则是对原有军队体系的补充（断不敢取消原军制）。
张之洞的思想实际上是最典型的。
代表了大多数的有意求变的士大夫的意思。
（不然《劝学篇》怎么会风行海内，一时洛阳纸贵呢？）他在百日维新前夕抛出的《劝学篇》，我在前面分析过，认为那是张之洞的变法纲领，同时认为尽管有了《劝学篇》，维新派与张之洞仍然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劝学篇》的许多内容其精神实质与维新派有相通之处。
但是，《劝学篇》也有与维新派的根本歧异（有歧异不妨碍结盟），这就是补丁传统的幽灵，张之洞作为洋务官营工业的最有魄力的实践者，他并没有从以往失败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意识到官办工业（衙门式工业）的病根所在。
在他看来，洋务事业过去之所以成效不显，原因有四点：其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
。
其二“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
。
其三“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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