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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老百姓还对变法有些不满。
北京的维新政策有些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如为整顿街道，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西河沿，甚至禁止店铺悬挂招幌，违者答罚，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
这些被驱赶的小商小贩和被妨害的店铺主人显然不会对变法说好话。
改科举废八股之举，应该说是断了相当多的贫寒士人的人仕之路，改革对他们的损害显然要比乡绅子弟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经济能力改弦易辙，获得西方式的教育（这种教育费用高，而且新式学堂多设在城里，更休谈留学。
）。
改**祠与寺庙为学校之举，在相当一部分农民眼里，几乎是与洋教的洋鬼子干的勾当相差无几。
据时人记载，变法运动中“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等因。
各处痞棍藉以索诈僧尼胁迁他处，或没人其产，或以轻价得之，僧尼龙被其患。”
这种举措，既损害了农民的信仰感情，又威胁了僧尼的生活（大部分僧尼道人均属贫家子弟）。
信仰上的迷信，是应该扫除，但这必须依靠农民的自愿自觉，强加于人，一般只会事与愿违。
此外，湖南维新派将保甲局改为保卫局，是他们学习西方兴办警察制度的一种尝试，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的措施，保卫局成了官绅合办的警察机构，对城乡的治安大有裨益。
但是，由于湖南著名的反教乡绅周汉的竭力煽动，湖南反教情绪非常浓，因而，保卫局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取谛老百姓的打教闹教运动，保护各个教堂。
在维新派眼里，此举虽每年花费数千金，但比之打教导致的赔款还是要合适得多。
但是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不啻成了洋鬼子的保镖。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还能知道有维新变法这回事，晓得世上有个“康党”
的老百姓眼里，康党的形象会变成“白脸”
。
正像维新派自命不凡地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
、“群盲”
一样，在老百姓眼里，康有为和一班儿要变法的人俱是“奸臣”
与“汉奸二毛子”
。
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密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路过直隶省城（保定），“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
’或有甚其词者，曰此老如此形容，富贵已极，犹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杀却，岂不省事？舆论纷纷，异口同声。”
这里，人们是把张荫桓当作维新派来看的。
所以说张荫桓也等于是说康梁。
在那个时候，顽固派所造的谣言“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
。
原属荒唐之极，可在城乡却不胫而走，康有为要当皇帝的无稽之谈也传得沸反涛天。
山东的一个小小典史（属不入流的佐杂官，在清末，这种官如果候不上差，往往穷困潦倒，与一般贫民无异），居然十分自信地断言：“妙峰山四月十八冻死百余人，其兆甚凶。
光绪皇帝前年信用康有为，无故地要变法，我们中国的铁桶江山，叫他闹坏了。”
当被问及康有为是何等人时，该典史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谋篡位者也。”
在政变发生后的年月里，山东城乡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大国圣人’之类”
的无稽谣传。
在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之后，甚至还有传言“康有为带六国兵来，现在僧装，住烟台店中”
的（说到这里，需要加一点注脚，在义和团运动中，一些下层文人习惯将与中国对峙的西方诸国称为“六国”
，其心理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战国时代的秦国，期待秦灭六国的奇迹再现，一般老百姓也跟着这么叫，待到中国真的战败，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民间又将六国改成八国，即现在约定俗成的“八国联军”
，实际上两者均不对，实数应为十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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