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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尤为难能的是，西太后发动政变以后，缇骑四出，曾参与新政之人，人人自危，大都不是远避他乡，就是忙于洗刷自己的时候，他居然站出来上疏追诘西太后训政之由，并援引古义，要求西太后撤帘归政，害得破帘而出的西太后大为尴尬，恼羞成怒，将其逮捕入狱。
他是戊戌六君子中，年岁最长者。
另一位是徐致靖，这位待读学士堪称维新运动中的勇健之士，他与两个身为翰林的儿子都与维新派过往甚密，维新运动几个关键的“坎”
，均由他出面上书得过，荐康有为、黄遵宪，再荐梁启超，三荐四小军机，外加请光绪明诏定国是，在百日维新期间，被光绪擢升为礼部侍郎，与同期迁升的李端（梁启超妻兄），同主礼部，负责变法的教育改革事务。
政变后，他与六君子一道被逮，由于他父亲与李鸿章有很深的交情（据说李鸿章中进士那年与徐父同棚考试，完卷未及誊好即患急症，结果由徐父代为誊好呈上，结果是两人俱中，从此结为莫逆），李鸿章花了很大力气托荣禄为之疏通，说此人就爱唱唱昆曲，胸无大志。
西太后看在荣、李之面，定了他个监斩候（死缓），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来，方才脱牢狱之灾。
还有夏曾佑与严复，也算是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二人所起的作用，自梁启超以下，无人堪匹。
严复这位出身农家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洋务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偏偏不安分地杂涉旁收，变成了中国最精通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代宗师。
由他“达诣”
的一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名著，成为几代先进中国人用以改造中国的利器，一部《天演论》一出，对维新运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梁启超那支生花妙笔，喜爱时务体文章的青年，也喜欢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
、“天择”
、“竞生”
之类。
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论影响虽不及《时务报》，但议论之深度却过之。
夏曾佑曾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最有功底的学者，除了未完的一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之外，一生懒于述作。
可他在戊戌变法时却是一位活跃的要角。
梁启超曾这样描绘那时他与夏的交往：“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夏曾信之号）——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
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样便投契起来了。
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
他租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
梁启超、谭嗣同与夏曾佑都在北京的时候，也就是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这些热血青年那个时候就这样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在天天吵、争，然后去做，不为名利，不顾性命。
叶昌炽在当时是一个持中间立场的小京官，但他也承认，维新变法的这批人都是“才隽之士”
。
这些人再加上黄遵宪、容闳、陈三立（陈宝箴之子）、皮锡瑞、孙治让、唐才常、章太炎、毕永年、冒广生、熊希龄、陈叔通、孙宝瑄、徐仁铸兄弟。
沈曾植兄弟等等一批在运动中披坚持锐，冲锋陷阵的志士，维新运动形成了自己的不大但颇有声势的阵容。
除了孙中山等海外的革命者之外，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具有革命意义的先进分子，因为近代化到了他们手里，才有了结束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意义。
以后的革命者与形形色色的救国论者，都堪称是他们嫡传的后代。
远远超出康梁范围的这些维新人士，他们中的多数论思想境界和学识水准并不亚于康梁，也属于同时代的早慧者，但恰是康梁先登上了峰巅，奔走呼号，将他们的心愿汇成一种颇有声势的运动，所以尽管参加者出力不少，贡献与牺牲也很大，但运动写上康梁的名字也不为过（不过，后来的康有为颇有贪功之嫌，他将这场运动中的牺牲者均视为自己的学生，好像运动就是他和他的弟子自家的事，这就过分了）。
准确地说，戊戌维新是那个时代先进分子共有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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