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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他得知光速有每秒几十万公里时，从此得悟“久速齐同之理”
。
从物质的以太学说，得出“仁”
的道理，进而用以太说去阐明人类社会的根本大道。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无所不教，但特色还在于他以过去书院的方式来讲西学。
康有为一个人既教外国地理、历史，又讲西洋语言文字、泰西哲学、政治学、群学（社会学），还要讲数学和格致学，古今中外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博学”
的教师。
也就是由于这一点，康有为以一介监生的身份，才震住了已经中举的梁启超。
梁启超不但不顾“老友不与小友”
叙齿的老例，反而投到了康有为的门下。
不管怎么说，万木草堂毕竟是一个既能看到许多西学的书籍，又能得到“高人”
的指点，还能自由讨论的地方。
据梁启勋回忆，在万木草堂学习“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
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
。
由于老师对社会、政治诸学科的偏爱，学生们自然就跟了上去，旧式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夙愿，与填充了一些幼稚的西方自然科学和更幼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改造社会之志相接连，康有为聚拢了一群开明、进步而有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
也许恰恰因为有了这样的群体，康有为才能抢先一步，站在了登高一呼的位置，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政治变革的契机，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应该说，他们最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当时所能获得的西方近代政治、社会诸学说的资源，有从《佐治刍言》之类的介绍性西书上得来的浅显的知识，也有从西方历史书中撷取的零星片断。
理论的幼稚，导致行为上的幼稚，这场以西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奇特的新旧杂陈，中西揉合的景观。
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过后几十年回首当年时曾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
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
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而在变法的当时，浙江大儒孙诒让在致《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信中就说：“闻贵馆通计阅报人数以敝里为最多。
而故里阅报之人，盖慨时事危迫而爱玩饮服者十之二三；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怀挟之策者十之七八；其能潜研精讨，以究中西政治维新之故者，殆无一也。”
不能“潜研精讨”
，是因为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心清，投机取巧者如是，赤心报国者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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