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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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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在中国大地上的再现。
尽管甲午战后他们把向日本和向俄国学习作为当前的现实任务，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并非是日本的二元君主制，而是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即所谓虚君共和。
康有为的弟子说过：“先生为中国首倡民权之人，主行宪法，以维持于君民上下之间，故比较各国宪法之优劣，最醉心于英。”
〔陆乃翔、陆敦等：《南海先生传》第九章。
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60页。
〕而他们心目中最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则是比君主立宪更进一步的民主共和制，因此，康梁诸人不仅在“张三世”
的进化理论中将太平世与民主共和制相联系，而且还在所谓《实理公法》中，按几何原理推出人类公理，判定“人有自主之权”
为天经地义，并断言：“地球各国官制之最精者，其人皆从公举而后用者。”
由民众“共立者”
，就是所谓的君。
《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与《湘报》上种种慷慨激昂的伸张民权的议论，更是向世人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和向往。
在维新运动中，他们组织社团的活动，也充满了学习西方民主的意味，几乎个个都是民主的实践。
康有为和北京一批赞同变法的京官组织强学会，按照民主程序选举提调（总理）、助理和书记员，办会有意地模仿西方议会，康有为甚至认为它就像“外国议院”
。
保国会的民主气氛就更浓，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保国会的“讲例”
，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矩之外，参加者和演讲者都本着极其民主平等的精神与会，甚至连必要的权威都没有（没有主持人），演讲者由与会人公举，议程由会议商决，连开会主题都由民主公决。
再看保国会章程，全部30条中民主原则以一贯之。
其中第12条：“会中公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若干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
总理若干与值理若干说明会务的主持是非集权制，而是集体负责制。
常议员和备议员的设置，说明采用的是仿行的议会制，因此第13、14条又规定了“常议员公议会中事”
，“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
。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议会制中的多数决定原则，和立法与行政分开的原则。
另外像会中财务、帐目管理，入会退会等等都本着民主精神，绝无一丝一毫的个人专断在内。
稍微大一点的款项动用，就需会众公议方可。
财务还有查帐制度，规定一经查出有营私舞弊行为，不但责任人须受罚，而且保荐人也要负连带责任。
可以说，算上康梁在戊戌之后的政治组织，以及革命派的政党，保国会堪称是当年最富民主气息的政治团体之一。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
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
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
，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翦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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