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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雍正继位，满人入关已历半个世纪，他还接二连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应事务”
，改八旗都统在“私家办事”
为“俱于公所办事”
。
并将八旗都统的印信“固山额真”
改为“固山昂邦”
，把旗主的意思抹掉。
这说明，直到这时，八旗各旗自治的遗风犹存。
当然，满清入关以后，旗下政治还是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
八旗原有意义上的“议政”
传统在帝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打击下的确逐渐消亡了，但旗人对国政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却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话来说，“满洲乃国家根本”
，醉心集权的清初诸帝，一方面伸出拳去打击旗下政治对皇权的干预，一方面却又要将自家的脊背靠在旗人身上，因此势必要给旗人更大的政治发言权。
在晚清之前政治系统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由旗人占据，纵然满缺和汉缺对等，比汉人少得多的满人显然机会要多得多。
在没有相权的情况下，皇帝实际上是集帝相角色于一身，既然又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所以处理行政事务不但要有自己的班子（南书房和军机处），还要依靠有关人员的“议政”
，遇有重大事项，不但要交各部议，而且还要征集督抚的意见。
虽说这种“议政”
与清初议政王大臣的议政有本质的不同，但至少也是一种参政，甚至说参与决策的形式。
在这种议政中，旗人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
旗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正式途径。
私下议论、小道传播、暗中托请等非正式途径无疑也是旗人干政的又一法宝。
这种七嘴八舌外加七姑八婆令人夹缠不清的舆论与托请的力量，从来都是不能令人小觑的。
康熙曾斥责议政处说：“今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
此皆会议处不加缜密、不严行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露。”
这种随意泄露机密，议论国事的现象，后来也免不了。
乾嘉时，军机处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常有人“借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廷，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
。
自恃有特权的旗人就更肆行无忌，先是泄密，而后就是议论和托请、干请。
如果“具题”
之事不合祖制或者侵犯了旗人的利益，后续的活动也许就会更热闹些。
旗下政治在满清入关后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汉化进程而融入汉人政治传统之中，由于旗人隔离与半隔离的生活状态，和他们所恃的政治特权，使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习惯，清初会议政务，“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
，后来隔离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即使与汉官交契融洽的满员，也仍旧有自己的旗下圈子，也必须遵循那个圈子的规矩和惯例。
满清入关之后，旗人生活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圈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对清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浮现出一幅手拎鸟笼，无事泡茶肆酒楼戏苑的“八旗子弟行乐图”
。
显然，这并不是八旗生活的全部，但却是很惹眼的一种象征。
八旗兵曾是何等的耀眼，仅仅十几万人马，从山海关打到云南，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其骁勇善战，世所罕见。
但是天下初定，满载饱掠的女子玉帛的八旗将士，在清廷厚饷饫粮的喂养下，居然汉化或者说腐化得比他们的主子还要快。
八旗兵无师自通地将往日的骁勇用在了醇酒妇人上，用在琴棋书画上，几年之内，战斗力锐减，顺治七年（1650），当国者便不得不警告八旗说：“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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