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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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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书达理”
的读书人，士的政治运作具有自己的习惯和特色，“知书”
意味他们运作手段带有浓厚的文化意味，“达礼”
则象征着对传统礼制和封建伦理的自觉维护。
所谓“士”
的政治角色，就定位于此。
不言而喻，士是分为不同阶层和类型的，“正途”
之科举，本身就意味着繁复多层的阶梯：童生、生员、举人、进士。
生员又可分贡生、廪生、增生和附生，进士又分一甲、二甲、三甲。
如果按官阶则有九品十八级，红顶、晶顶和蓝顶（清）之类。
我们还可以将之分成在朝和在野的，或者高层、中层、低层的，以及富绅与寒士等等，甚至名士、俗士、学者等等也可以算是一种分法。
不论怎样分，不同类别和不同等级的士，其政治态度是有差别的，其政治动作与习惯也不相同。
有的差别是由各自的位置和身份所决定的，比如在朝与在野的士，很自然政治操作与习惯就不可能一样（有人因为几乎每个朝代的官方都将正在入仕为官的人不视为四民之首的士，所以在谈论士绅的话题时往往只限于在野的士，显然，这种限定对于我的话题是不合适的，跟实际情况也相脱节，我们在讨论士绅的地方上功能作用时固然可以将正在为官者排除，但绝不能因为读书人做了官就失去了士的身份。
入仕为官恰是几乎每个士都热切追求的事）。
除了那些单纯想从权力中攫取利益的人们之外，入仕实际是接近传统士子儒家式政治抱负和理想的一种状态，而这种抱负和理想，也是士之所以为士的要素之一（当然实际政治中理想总是要打折扣的）。
或多或少，为官做宦的人均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政事的进行。
愈靠近权力中心（皇权）的人（倒不一定按官阶排列），这种机会就愈大。
位尊权重者或者皇帝的亲信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较大乃至决定性的发言权，一省的督抚在有可能左右省级政事的同时，对中央或全局的政务也有一定的发言权（清代尤其如此，朝廷经常就某一政策事务征询督抚的意见）。
同样，只要不是“闲曹”
，掌权柄者都在其范围内干预政治活动的运行。
是苛政还是宽政，是繁政还是简政，即使小如知县也能让指针向某个方向偏动。
明清之际，处于士的金字塔塔顶的是有过进士功名的人，三年一大比（加上恩科也至多平均两年多一次考试），每次取士不过二百余人，这种经过层层筛选下的仅存硕果，不言而喻地受到各方的瞩目，相对来说，进士圈子的自我认同感也较强，“科甲出身”
的金字招牌，往往成为这个阶层同气相求的“通行证”
。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进士出身的人往往凭借同年（同科同榜）、同乡和师生网络来运作，尽管皇帝三令五申不许士人结党结派，但进士阶层中的宗派团体活动却从来都在有形和无形中存在着。
西方中国军阀史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从未形成过类似西方军官团的精神，但中国明清之际的“进士团”
（文官团）精神却仿佛有之。
在张仲礼先生有关中国绅士的著名研究中，将进士集团视为“核心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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