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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这些洋务学生的政治心态就变得扭曲而怪异，一方面，在社会和洋务官僚体系的种种限制和暗示面前，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也情愿做好人家要求他们的“本职”
，但是由于他们投身的洋务事业总有种种的不如意，他们很难施展自己的所学和才能。
另一方面，他们多数又不是那种天生热爱自然科学的人，一旦变成读书人，他们就会习惯沿着传统士人的路线去关心政治，“本职”
工作的种种不如意，更加强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意向，很明显，他们的这种“出格”
之举常常是要受到压制和冷遇。
在传统士人看来，他们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过问政治的。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子，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资格”
的原因，这些洋务学堂出身的人当了官之后还要再试科举，像严复那样，一次次地碰壁，乡试落地。
也有人还真的一步步登了上去，中进士入翰林，结果却彻底地迷失了自己。
第三种士是名副其实的士大夫，没有人敢于否认他们士人的身份。
有进士头衔的不必说了，没有的也在努力科考以取得这种头衔。
康有为每每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波，只是为能够参加一下顺天乡试，多一点中举的机会。
无疑，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不鄙夷八股制艺，但却几乎没有人会放弃科举而甘以“白丁”
自处。
这一拨人中的三代都希望借西学的他山之石来挽救世运，挽救中国，可是第一代人只能满足于呼吁，他们在他们的权限之内，并不敢将他们的设想付诸实现，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做了，就会毫无疑问地被解职乃至丢脑袋。
第二代与洋务运动难解难分的理论家们，在政治上提建议的机会显然比实践的机会多。
第三代人中的康有为师徒，是在政治上最为雄心勃勃的一群，他们最急迫地想用刚刚学到的西学来改造中国。
这半是由于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势，半是由于康有为那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圣人风格”
的影响。
然而他们在政治操作上，却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式的，结学社，上书，甚至连古代太学生议政这种形式也借用了，千余公车集会上书，我们不难看出东汉太学生喧嚷的身影，事实上，康、梁、谭诸人的脑海里也确实有张俭、李膺的影子（谭之绝笔诗：“望门投业穷张俭”
）。
甲午之后办的学会，从形式上看，也还是东林、复社、几社的某种意义上的复活。
当然，在办报这一点上，还是表现了一些时代的特色。
洋务派官僚严格讲也可以说是士林分化的产物。
洋务派官僚，尽管可能有少数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按我在前面提出的标准，也够得上是士人。
除了有些人格的差异之外，洋务派的大僚们在身份与角色上似乎与前面提到的林则徐和徐继畲并无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都是中学赋予的，但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他们却清醒地承认了西学的价值。
与林、徐二人的不同也许并不在于西学程度的高低，因为洋务派大僚有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通达之士，也有像刘坤一这样连修铁路都要反对的人。
关键的区别是，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实际推动者和操作者。
同样身为封疆大吏，林、徐二人没有这样的权力，而他们有。
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派官僚实际上是统治者，已经脱离了士的范围。
但是，同样为统治者，有退休离任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却少见退休的皇帝。
既然洋务派官僚有进退的情况，有时候也要听命于皇权，像在朝的士人那样运作政事，所以，他们也还是士，也可以说，他们具有统治者（这是由于他们具有半独立的地位而言）和士的双重身份。
在政治意向上，他们多数人希望引进西方文明因素来修补他们所习惯的统治大厦，当然也有少数明智者对进一步的改革不无期望，但是，由于情势所迫，最终大家所做的还只是修修补补而已。
当然，在这修补的过程中，中间还是变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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