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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关条约》换约当天，光绪首先在张之洞要求再战的奏折上发出了希望革故鼎新的信号，他沉痛地批道：“嗣后我君臣上下，唯其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
毋生懈志，毋骛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
接着，又部分地采纳胡燏棻、康有为等人的意见，发布施行修铁路、铸钞币、开矿产、立学堂等十四项新政的上谕，要求各省“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之内，分晰复奏”
。
光绪的变化显然非同小可，自道光以来，几代君主面对外部世界强大的压力，虽然没有一位自甘沉沦，但也没有一位能像光绪那样悉力钻究西学，讲求新法，光绪皇帝堪称是满清历代帝王中最懂西学的，而且还是自觉自愿地接受近代原则并按此原则生活的皇帝。
张元济的回忆曾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甲午战争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我们放一个公使到朝鲜去，国书由总理衙起草。
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王低一格写，光绪用朱笔批在旁边，说我们已承认朝鲜独立，不应当低一格写，斥责总理衙门大臣思想腐败。”
一次当翁同龢与光绪谈及外国人入觐礼仪时，光绪认为可以不按中国传统，其车马可允其入禁门。
结果翁倒是有点踌躇，说是“不侍请而先予，恐非礼也”
。
梁启超、谭嗣同，还包括康有为都不是皇权主义者，谭嗣同甚至对皇权十分反感。
但都被光绪的人格，严格说来是被光绪由旧转新的转变所感动，结果成为光绪坚定的拥戴者。
再看看满朝文武和地方督抚。
这段时间，大臣们上书表达对时局看法的很多，程度不同地要求朝廷革弊更新。
有像张之洞、胡燏菜、陈炽这样直接要求变法自强的，虽然内容上只是洋务运动的扩展。
还有些只表示要某几个方面革新更张的，像荣禄之于兵备和武学考试，严修要求开经济特科，信恪请开矿务等等。
连公认的顽固派徐桐，也有一折要求“兴利裁费”
。
对光绪那十四项新政的上谕，各省督抚的复奏虽然根据各省情况没有人同意全部铺开，但执根本反对意见人却也一个没有。
其他的京官，像张元济、汪大燮、夏曾佑等人议政于陶然亭者有之，平居扼腕叹惜者亦有之。
当康有为也变成京官之后，空气更为高涨，罗振玉回忆说，自康有为入都之后，“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
再看在野士绅。
湖南的名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几乎是人人公认的顽固派，但此时对于在湖南兴办洋务，都是支持的，对于兴办轮船公司，还投股参加。
王先谦称《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报”
，特意购之发给岳麓书院诸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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