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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新无力，守旧无因的困境中，民族主义的愤**绪更易于导致他们怀恋旧日的“平静”
。
困境愈困，压力愈大，他们就更加怀旧。
不知不觉地，随着打教**的再次到来，在中下层士人和下层民众中，排外空气开始弥漫，在他们看来，一切祸患之由皆由洋人（包括东洋人）而起，洋人公使在京城骑在朝廷脖子上拉屎，而洋兵则是后盾，洋货与铁路轮船吞噬着中国人的财富，而最可恶的洋教则无异于潜伏各地的内线。
中国要想得救，他们自己要想得救，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洋人、洋教并洋物彻底驱逐出中国。
无疑，中下层士人的这种情绪，是与维新派士人当时的行为意向相反的。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传教士视为“良师益友”
，与李提摩太等人“相见恨晚”
时，一些中下层士人再次掀起了全国性的打教**，以湖南士绅周汉为代表，一大批新的，语言更为刻毒的反教揭帖被炮制出来，并被迅速地传遍大江南北。
双方很快在传教士问题上产生了冲突，维新派将反教的士绅与民众之举视为愚昧，有害无益。
谭嗣同认为打教与闹教徒招外人压迫，所谓“从前土耳其之削弱，亦因闹教起事，俄人首兴问罪之师，英、法、德、奥又从而抑勒之，遂至今不能复振”
。
在他看来，乡绅与农民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
，实在得不偿失。
皮锡瑞甚至说反洋教属于“杀彼以为快心，而不知适中彼计，若而人者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
。
显然，这种批评是令周汉和他的同志们受不了的。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双方，尤其是落后的中下层士绅这一方的敌意从无到有，而且愈见其深。
1898年初，正当维新运动走向**的时候，以反教著名的周汉再次跳出来，以“大清臣子、周公孔子徒”
的名义散发揭帖，非议新政。
由于他反教的“前衍”
和现下的举动，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其逮捕（实际上是很客气的软禁），这一下犹如捅了马蜂窝，周汉家乡宁乡县千余参加县试的童生大闹县学，以示声援。
到变法失败之前，康梁诸人已经在民间，尤其是在下层士人中有了类似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以后的李鸿章）这样的名声，被人视为卖国贼和二毛子。
按道理讲，落后中下层士人对维新的敌意与顽固派大臣的反对变革并不是一回事。
这些人的动机，半出于对急速变化时势的无奈，半出于民族情绪的冲动。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形下，他们对维新派的敌意却难解难分地与顽固派的种种倒行逆施搅在了一起，成为反对变法者广大的“群众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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