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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维新派的政治行为是持支持态度的。
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在1896年的一连串议变法的上奏中，是态度最积极，求变较全面的一位。
他的《条陈自强大计折》，强烈要求清廷在练兵、理财、育才三件大事上接连变革，以求救时。
尽管因甲午战争的缘故维新派对李颇多微词，而且康有为等人在联络公卿时也有意冷落李鸿章，但强学会一成立，李还是主动提出捐银两千，结果却被维新派断然拒绝，原因当然是所谓的名声和道德因素。
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并非不知李鸿章非真的“卖国贼”
，他签订《马关条约》也非心甘情愿，但为了维护自身的道德形象，却不惜将李的友善表示打入冷宫。
无疑，这种拒绝在当时是很令人丢面子的“绝事”
，事实上犯了中国传统政治运作上的大忌。
此后，许多论者都提到了李鸿章指使亲家杨崇伊弹劾强学会，还有所谓“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
的怀恨之语。
不过，我以为，杨崇伊之举是否受李指使，没有证据能说明之，亲家之间，政治态度不可能全都一致。
查杨系李鸿章儿子李经方的儿女亲家，曾因借贷不还被李鸿章查处过，双方早已谈不上交情。
况且杨又与翁同龢为同乡和亲戚，双方来往也颇多。
而翁又与李鸿章有夙怨，此人所共知之事。
汪大燮传出的这句令李鸿章咬牙切齿的话，不太像他的风格，而且又没有第二条证据证明之。
相反，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表明，李鸿章对维新变法之举始终是关注而且同情的。
张元济回忆说，在翁同龢被逐后，他去见李鸿章，李对此十分关切，连连叹气。
政变发生后，张又去见李，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
他叹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革职后，李鸿章立即派人来慰问，并关照盛宣怀为其在上海找事做。
而且，李鸿章还参与了营救徐致靖，使这位西太后“深恨之”
的侍读学士保住了脑袋。
孙宝瑄的《日益斋日记》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
枚叔、诰吾成在。
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
且曰：如获此二人功劳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晋爵。
语毕大笑。
傅相询余是否康党。
余答曰：是康党。
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
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
相曰：吾要能执汝，吾亦康党也。
濒阶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
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
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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