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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微言大义”
解释权，阐发权，如果康有为实际教主的地位一旦坐实，自然就非他莫属了。
有人说“两考”
动摇了人们对封建社会一向视为神圣的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从“疑经”
导致“疑圣”
，因而是一种思想解放。
也许“两考”
在客观上有过这种效果，但康有为自己则绝没有这个意思。
他只是一心要使儒学宗教化、神圣化，在康门弟子嘴里，孔子被抬到了吓人的地步，甚至非要以孔子纪年不可。
康有为虽属中国学习西方的代表之一，但同时又是今文经学的一代宗师，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儒教的狂热。
他托古改制并不仅仅由于时代的局限，也出于他自身信仰与价值观，三十岁就不求再进的康有为注定实现不了从旧式士大夫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化。
平心而论，康有为精心创制“两考”
，的确为的是替维新变法造舆论或者说寻找理论根据。
而后人也大都这么看，并且几乎一致公认“两考”
起到了这种作用。
然而，当我再次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前面说过，“两考”
的价值必须从政治意义上谈，也只有在政治启蒙方面才有正面价值，而对于变法的政治实践，它们的出台非但没有起到政治动员的作用，反而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非议，无形中增大了变法的阻力。
来自于保守势力的反映自不必说，“两考”
一出“朝野哗然”
，“为一世所排，几构奇祸”
。
而几乎所有持中间立场的士人都对它们表示不满。
广州广雅书院的山长朱一新首先站出来致函康有为表示强烈的异议。
过去我们习惯以维新划线，将朱一新划为顽固派，现在看来，显然有划错之嫌。
此人翰林出身，当过御史，曾犯颜直谏，弹劾过西太后的亲宠太监李莲英，与清流党有联系，但对于洋务式的变革并不反对，曾主张大力发展海军。
在被张之洞聘为广雅山长后，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使广雅声名大振，吸引了众多有志学子。
也正是朱一新出名的人品和并不顽固的学风，才使得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未刊之前就送他一阅。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声不愉快的倒彩。
“两考”
刊出之后，类似的反对声雀起，张之洞就非常不满，他在1895年康有为来南京游说他支持兴办上海强学会时，就表示了对“孔子改制说”
的异议，“频劝勿言此学”
。
后来还令梁鼎芬前去劝说，说是康有为只要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就会“供养”
（即提供活动经费）强学会。
康有为当然不肯为此放弃他当教主的理想，所以坚决拒绝了：“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
接着曾经对变法活动表示过同情、提供过赞助的孙家鼐也上折非难《孔子改制考》，担心此书“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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