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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条的的确确都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人之病”
“时之病”
“浮言之病”
“失序之病”
，统统都是癣疥之疾。
可是在他眼里，洋务运动只要解决了这些癣疥之疾，就可以“卓有实效”
。
所以他非但还在补丁传统里打转，而且还要在洋务这块大补丁上打上四块小补丁。
清朝补丁政策实行了二百多年，尤其是晚清之际大补特补的实践，使得很多人对此甘之如饴，觉得这是一种很稳健又有实效的办法，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最小。
补丁传统的魔力还在于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起作用。
补丁是我们概括出来的说法，当时的人们并不自知有这么回事，可是不知不觉地会追随它。
康有为虽然意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病根所在，但他也低估了清朝传统政治习惯的威力，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和他那种事事都想改的思想（即他与伊藤博文所言：“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
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
）碰到一块儿，产生了奇特的变异，于是，就出现了百日维新的改革毛毛雨。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百日维新一揽子变法措施。
其一，在军事改革方面，虽然改武科，效行西制整顿军队，但没有伤及陈旧无用的八旗绿营兵制的骨架，更没有涉及已经开始腐朽的湘淮军，所以只好算作补丁。
其二，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要仿行西方编制财政预算，还要整顿改革税制（缺乏具体方案），但既没有改革币制，也没有开办国家银行的打算，所以也只能是补丁。
其三，关于广开言路，准许臣民上书。
这本是封建时代的“贤君”
就可以做的事，以此作为开议会的替代，连补丁都算不上（开真正西方民主意义上的议院当时还不是时候，但兴绅权、倡绅言的机构总可以设想提出）。
其四，整顿吏治、裁撤闲衙。
这也是封建时代政治清平时可以允许之事，所以是标准的旧式补丁。
其五，关于选拔新式人才。
这方面措施只有要求，而无制度、措施保障，所以尽管三令五申，各地督抚不保举，也没什么办法。
这一条也只好算作补丁，而且是没有多少效用的补丁。
这样算来，只有科举制度改八股为试策论，大兴西式学堂，与一系列不分主次的经济改革措施不是补丁（当然，有了这两条，就足以证明维新运动从广度和深度上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而康有为“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
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足矣”
的建议，以及开变法局，制度局的方案，都是很明显地受了补丁传统的影响。
当然，我们对补丁传统不好一棍子打死，而且我在此也没有批判这种传统的意思。
补丁政策在变法改革中并非全然失效，它在策略上还是有用的，补丁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妥协，改革中当然必须有妥协。
但补丁只能限制在策略上，如果不加警觉地任其泛滥，就会因此而窒息改革创制的精神，更有碍向西方的学习与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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