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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者均不对，实数应为十一国）。
而当时的天津民谣有“八镇八远加一康，卖国奸贼李鸿章”
之句。
似把康有为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同斥为“卖国奸贼”
。
这种论调在北京的街谈巷议其实很普遍，在甲午战败后痛诋李鸿章之余再顺势加上康有为，在八国联军破城时，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洋兵进来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义和团运动中赫赫有名的口号，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
中找出变法期间顽固派有关光绪帝入教谣传的有关蛛丝马迹，嗅出在义和团运动中团民对变法运动的反感。
据说，维新派的激进分子秦力山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只身至天津，求见掌拳大师兄，痛陈利害”
，结果被指斥为“二毛子”
。
维新派与一般民众之间误会之深，隔膜之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从来变法都是讨人嫌的一项事业，挨骂是变法倡导者的本分，而且往往由于变法后的反动而下场很惨，但被人指斥为卖国贼，可能还是康梁等人拔得头筹。
我们应该承认，双方的这种隔膜与误解，不只是维新派自己的悲哀。
在变法刚刚失败时，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曾自怨自艾地诉苦说中国此次变法的“生不逢时”
：“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
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
痛感变法碰到了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上，国际形势的险恶对变法的种种不利。
其实，梁启超还忘了与险恶的国际形势有关的另一种变化，这就是由于长时间西方侵略和中国失败与屈辱造成的民众反侵略情绪高涨和夹杂着的非理性盲目排外情绪的过热。
对于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并不很鲜明，但外国侵略与中国的屈辱他们也是清楚的，他们本能地在战争中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护官”
与“保朝”
，冯子材中法战争期间临战招兵，振臂一呼，二十营即足额，连远在贵州山区的农民，听说中法开战，碰见前来游历的“老外”
就当成间谍来围打。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官兵与日本人打了那么许久，不过毙伤日军千余，而台湾一地的民众武装就先后使日军付出了万余人的代价，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将。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觉痛楚与不平的，还是与西方教会的冲突。
由于西方传教事业的武力背景，也由于它们强烈的文化征服意味，当然也由于农民与传教士之间深刻的文化隔膜，在传教士眼里，中国农民是不开化的土人，而在中国农民眼里，传教士则是无人伦的禽兽与挖眼剖肝无恶不作的恶魔。
不要以为数以万计，不胫而走的打教讹言，诸如洋教毁弃神佛，不敬祖先、荒**伦，挖眼炼银等传说仅仅是讹言而已。
在当时，相当多的老百姓是信以为真的（当然也确有一些真的因素如不许祭祀祖先），他们参加打教，一方面是因为洋教确实触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真诚地想驱逐这些前所未闻的邪教妖魔，以求太平安宁。
几乎每次打教闹教事件，参加者大多是理直气壮的（少数有意趁火打劫的匪徒除外），在他们看来，那些拐人孩童、**人妇人，挖眼制药的邪教恶魔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惩治，官府应该支持他们。
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几乎每次他们都被告知是他们错了，他们不仅要为此付出赔款，有时还要搭命，为首者只要被拿住，无一例外地要入狱或者杀头，有些教民还要求赔席赔情，让打教者受到公开的羞辱。
几十年来，没有什么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打不赢官司，为什么他们传得沸沸扬扬的奇事其实并无其事，只是成见和误解的幻觉。
更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迷信的害处，偏见的无益。
再加上本来就掺和在其中教会真实的劣迹（民方有理的教案），一些民方有理的教案也同样以民方的败诉结束，使得他们的愤恨愈积愈多，到了甲午之战，瓜分危机的到来，原先积蓄已久的怒火顿时燃成民众的反抗之火。
以武装起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打洋灭教活动渐渐在中国大地蔓延，四川、浙江、湖南以及直隶与山东都掀起了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武装打教风潮，参加的农民认为教会就是潜伏在中国各地为瓜分中国工作的先遣队，反教活动已经从平日的民教纠纷上升到救国拯民的层面，被赋予了反帝爱国的意义。
然而，这时**的乡村民族主义，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绪很浓，心怀愤恨的乡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学习而后自强的正确方针。
他们打教灭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到平静的过去。
因此，在一般老百姓高涨的民族情绪里，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几十年来开明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所有成果与痕迹，都具有不名誉乃至罪恶的意义，在山东反洋教的人们，对洋学同样地反感，打洋教与打洋学是混在一起的。
本来并不讨厌轮船与火车的农民，因为这两样东西附带的外来侵略意义，也开始痛恨起它们来了，扒铁路、拆电杆成了相当普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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