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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光绪没有提拔康有为，却给了他以专折上奏的特权，有了这个特权，康有为就不用挖空心思代人操刀，而可以源源不断地将主意递上去，以供光绪裁决。
从这一点上讲，他与光绪的关系比之未召见前密切了不少。
康有为毕竟是维新志士，没有被提拔，虽稍有牢骚，但很快就振作起来，全力投身变法操作。
由于光绪不久又引入了谭嗣同等四小军机，康有为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在召见康有为之后约半个月，7月3日，梁启超由于徐致靖的推荐而被召见。
按清朝的典章惯例，只有四品衔以上者方可被召见，由于恭亲王已逝，这一惯例已经被打破，所以康有为、张元济都见到了皇帝。
梁启超以白衣举人身份被召见，虽然很少见，但却不在职官召见的惯例约束之内，皇帝有权可以这样做。
所以，召见梁启超，从制度角度来看，远不如召见康有为来得重要。
关于这次召见，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只淡淡地提了一句：“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
看来，这次召见双方没有谈得很畅快，梁启超一口广东官话，把“孝”
说成了“好”
，把“高”
说成了“古”
，君臣问答，无法沟通，光绪这个世居北京的“外江佬”
眼看一时弄不明白梁启超说了些什么，只好留下《变法通议》，叫梁下去歇歇了。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办《时务报》时发表的十二篇论文的合集，篇篇精选，字字珠玑，其中的主要内容，其实光绪想必已有所了解（据张元济回忆召见时的情形，说“光绪帝对外边的事很熟悉”
）。
召见后，梁启超被赏以六品顶戴，让他去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启超显然对这次召见印象深刻而懊恼万分，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有谁不想在皇帝面前一展才华呢？从此以后，梁启超开始让夫人教他讲“官话”
（幸好有光绪这一刺激，否则以后清华研究院四大教授之首的梁先生的课就不好上下去了），大概起因就是这次召见。
而梁的同志们也认为梁没有按故事擢入翰林，是因他的口音而使光绪“不喜”
。
其实，梁启超的懊恼与他的同志们的猜疑都是没必要的，光绪这个人虽然有毛病，但心胸却是很宽阔的，他断不会计较梁启超的口音，而吝惜官职。
在召见之前，梁启超的所作所为和文名满天下的情形，他是知道得一清二楚。
召见时就算梁能像他老师一般侃侃而谈，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就是这样。
梁的懊恼可以理解，就像什么都会结果老师提问时却口吃得答不上来的小学生一样，但他其实不知道这并没有影响光绪对他的基本看法。
光绪的意思，是让梁启超继续在启蒙（包括引进思想）上多措意。
当然，光绪的这个意思，并不十分合梁的初衷，与他的老师一样，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以在政坛上一展身手为最大心愿。
在变法过程中，梁启超也起了参与谋划与规划的作用，据胡思敬记载，京师大学堂这个在《明定国是诏》里特意单列的“新政”
，开办过程“百事草创，学校尤繁赜，礼部不敢主议，诿之总署（即总理衙门。
笔者注），总署私属梁启超，启超乃采日本东京学校规则，草议八十余条上之”
。
与他的老师一样，树大招风，声名在外，所以只好干这种没有名分的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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