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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章京分作满班和汉班，各据一端，而四小军机来了之后，发现满班和汉班内均无他们的位置，两边互相推诿，有意刁难。
“诣汉案，辞曰：‘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
’诣满案，辞曰：‘我辈满股，君何为掺杂？’”
血气方刚的谭嗣同等人岂能受这个气，干脆以硬对硬，抬腿就要走，这一下，对方倒软了下来，军机大臣出面，在屋子中间为他们设下桌案，从此，他们就成了军机处的“中心”
。
从此以后，几乎所有有关新政的奏折都交给他们处理，由他们先拿出意见，在奏折上夹上写有处理建议的签条，然后由军机大臣转呈皇帝裁夺。
守旧的军机大臣们，一时间几乎无事可做。
为了垄断新政事宜，四小军机兼代满班与汉班业务，也分成两班当值，谭嗣同与刘光第一班，杨锐与林旭一班。
“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
此后新政，皆四人行之。”
杨锐入值军机后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圣训煌煌，只增战悚，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
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兄与林（旭）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值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杨锐在维新运动中是维新派的同路人，在新旧两党的尖锐斗争中，他站在“中间偏左”
的温和派立场上，对康有为及其同志的政治观点乃至政治态度都持有异议。
因此，他在军机是处处谨慎小心，对林旭的激进姿态每每不以为然（但他的立场基本上还是偏向维新派的，故而林旭还能忍受他的“强令”
）。
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小军机处境之险恶，公务之繁剧，名副其实地是变法的工作班子。
在短短的十六天里，四小军机襄助光绪，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的诏令，处理了大量的臣民上书，像试办速成学堂，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推广游学办法”
，鼓励士民送子弟出国留学，重建海军，和一系列整顿财政税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农业的法令，均由四小军机操办，特别应该指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推动，光绪毅然下诏准许八旗人丁“各习四民之业”
自谋生计，在这个困扰清朝近两百年的毒瘤上开了刀。
在西太后即将发动政变前夕，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场景，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深文罗织，请诛杀康梁，发出了血腥反扑的信号，在此关键时刻，正在当值的谭嗣同与刘光第，上书对曾折逐条批驳，并最后写上愿以全家百口性命相担保，康梁无罪有功。
毫不手软地挺身挡住了顽固派的反扑。
应该说明的是，军机四卿并非康有为的传声筒，如梁启超所云“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转告，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
的情况固然是有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军机四卿还是以独立意志在参与新政，即使如谭、林这样的康门私淑，也绝非事事请示，日日汇报。
据梁启超讲，他们在一起时经常争论不休，经过争论达成一致，往往并不以梁的意见为准。
在百日维新期间，尽管黑云压顶，困难重重，维新阵营里还是聚拢了相当一批有志之士。
翁同龢被革职还乡，前往送行者数百人，大多为同情变法的人士，不少并非是翁的亲故，而是“为天下”
的维新志士。
到了这个时候，变法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康梁传统的小圈子，成为全国先进士人的共同事业。
除了四小军机之外，变法运动还有几位斗士型的人物，与康梁一起，为变法运动出了大力。
一位是御史杨深秀，这位山西大儒，是位北方有名的汉学宗师，曾受聘为山西会德堂书院山长。
入仕后先后做过刑部主事、郎中，山东道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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