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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康有为改宗今文经学并非要严守今文经学派的“家法”
，作为一个皓首穷经的经学家，他是“说经家一野狐”
，所以他提倡“通三统”
与“张三世”
绝非《公羊》之原义，他大胆地跳出了今文经学的窠臼，引入进化论作为他“通三统”
与“张三世”
说的灵魂。
这样他的“通三统”
与“张三世”
以及附带着的《周易》变通思想就不再含有“循环”
的意思，而寓不断变化、不断进步之新意。
还是他的大弟子梁启超深知其师，他说他的老师“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
今天，已经不好查证康有为的这种思想受了严复的多少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影响肯定是有的。
虽然严复“达诣”
的《天演论》问世时，他摆出一副早就知道不足为奇的架势，对梁启超大言剌剌地说：“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
可是康有为所知道的那点进化论常识，与严复根本不能相比，仅靠那点桶底，他既倒不来多少给学生，更不好用它搭建理论。
因为，只是在《天演论》初刊本或曰手抄本（1896年）出台在先进士人中间广泛流传之后，康有为的“张三世”
理论才具体地与人类社会政体演变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进化的梯阶理论。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详细阐明了这一理论，他侃侃而谈道：“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
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
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
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
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社会进化阶段划分与政治制度的判别无疑是相当幼稚的，既分不清君主政体与前君主政体，说不清议会负责制与总统负责制之区别，更无从谈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演进。
但是他将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张三世”
的“太平之世”
相提并论，明确把社会政治制度进化的目标定在西方近代政体上，这样“张三世”
的社会进化理论才被赋予了近代化的意义，给维新变法开了一张合乎历史潮流的通行证，也即为合乎“天演”
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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